文|李懷宇
金庸的中學雖經波折，算是讀完了大學。大學卻是不完整的。
1943年，金庸參加高考，被西南聯大等校錄取大學。但金庸無錢支付各種開支，遂入中央政治學校外交系就讀。他的理由是想周遊全世界，便有了做外交官的理想。
在學校，金庸的圍棋興趣不減大學。老師中錢穆以無錫方言授課，同學聽不懂，金庸便在臺下同步翻譯。1944年夏，金庸大一讀完，全校總成績最高。但1944年秋，大二開課不久，金庸便告別了大學生涯。
金庸被校方勒令退學之事，我已當面問過金庸，2008年他對我的回答算是一種“晚年答案”大學。
嚴曉星《金庸年譜簡編》的表述是：“目睹國民黨的職業學生毆打不聽命令的學生，向校向投訴，被勒令退學大學。”這個表述，應是根據1963年金庸在《談》中的回憶：
1944年秋天，日軍從湖南、廣西一直進攻到貴州，重慶大為震動大學。那時我在中央政治學校讀二年級。學校當局經政府授意，要發起全體大學生參軍。中央政治學校的校長是蔣先生，應當作為全國大學的模範，所以參軍運動進行得最是熱烈，有些學生贊成，也有些學生不贊成。我們讀外交系的，大多數都報名參加國防部外事局，做美軍和英軍的翻譯。但不久日本軍隊就撤退了，重慶復歸平靜，大學生參軍的事也就不了了之。可是學校中對付“異己”的運動卻緊張地進行了起來，與國民黨組織有密切關係的學生，開始清算不響應“校長號召”的學生。接連半個多月，學校中的氣氛非常緊張，凡是平時對政府有不滿言論的、對校長個人或黨團說個諷刺話的，許多人被拉到介壽堂去，跪在“校長”的戎裝油畫大像前面，一面予以拳打足踢，一面要他對校長懺悔。
我自己幸而沒有身受其辱，但目睹這種場面，心中氣憤之極而無力反抗大學。經過三夜苦思，我得出了抉擇：這樣的政權是不值得擁護的，我不願再聽這位校長的訓話，不願再穿“校長鞋”(所謂“校長鞋”，是一種黑帆布面的膠底鞋，每逢校長來學校訓話，每個學生就發一雙這種膠鞋。同學們歡迎校長訓話，主要的目的是在於“校長鞋”)。於是我不告而別，離開了學校，從此沒有回去。不久，學校中貼出了開除我學籍的佈告。
開除學籍也無所謂大學。我現在仍舊覺得，不值得忍受這種法西斯黨棍的侮辱，來換取一個大學學位。那時我表兄蔣復璁先生(蔣百里先生的侄兒)是中央圖書館的館長，於是我到圖書館去當小職員，說到讀書的環境，做圖書館的小職員比做大學生還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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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對這種“不平事”的看法，相信是一生不變大學。所以，後來在現實世界再見類似的事情，他的觀感依然：“抗戰勝利後，有一次我在上海搭火車，在火車站上看到一隊國民黨計程車兵。那正是赤日炎炎似火燒的盛暑天氣，七八名士兵湊錢買了一個西瓜，在月臺上分了吃。營長來了，認為他們不守紀律，穿著皮靴的腿立刻將西瓜踢得稀爛，大概他有意在許多候車的紳士淑女面前顯顯威風，喝令這七八名士兵跪在軌道上曬太陽，一直曬了大半個鐘頭，直到火車遠遠駛來，才令這幾名嚇得面無人色，曬得全身溼透的小兵起來。……猛獸殺害生物，只不過為了將之作為食料，人類卻發明了使人下跪的屈辱，人折磨人，不是因為自己肚餓而要將他吃了，只是自己的‘尊嚴’飢餓了，要將別人侮辱一番，以滿足自己的虛榮。”
賈島《劍客》詩云：“十年磨一劍，霜刃未曾試大學。今日把示君，誰有不平事？”金庸瞭然於胸，他化筆為劍，小說中的“不平事”綿綿不絕。
做外交官的理想，最終成空大學。不過，金庸笑看風雲之後，對當年的夢想重新反思：“現在回想，這個外交官之夢雖然破滅，卻未嘗不是好事。我大學的同班同學後來不少擔任國民黨政府的駐外大使、總領事等高職，後來一個個的失卻職務，失意閒居，對國家社會毫無貢獻……如果有可能將我作為小說家、報人、學者的經歷和他們交換，我肯定一定會拒絕。”金庸的人生經歷，倒可以為“歷史的最後階段是喜劇”作一註腳。
金庸周遊全世界的夢想，後來倒是自由地實現了大學。“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本是一筆豐富的精神財富。但金庸只在創業期間寫了一些遊記，如《旅遊寄簡——日本》《憂鬱的突厥武士們》。金庸功成身退後周遊列國，卻已無興趣付諸文字。作為讀者，我總覺得有點可惜：以金庸才大如海，在小說封筆之後，或寫遊記，或憶師友，甚至寫回憶錄，皆大可觀。
大學生涯的不完整性，不妨視作金庸心裡的一個“闕”大學。金庸後來得到許多大學的名譽博士學位，最後到劍橋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可能是一種心理補償。
另一種意義上的心理補償，則是終生學習大學。
金庸早年就養成博覽群書的習慣大學。他讀過大量的武俠小說，也讀過許多外國小說，尤其喜歡大仲馬，《三劍客》(又譯《俠隱記》《三個火槍手》)一書對他一生影響極大，他寫武俠小說，可以說是受了此書的啟發。金庸認為《三劍客》的風格不像西方小說而似乎是一部傳統的中國小說。他說：“我寫人物，是從中國的古典小說學習的。《三劍客》教了我怎麼活用歷史故事。”
大仲馬有一名言：“歷史是什麼？是一個釘子，一個用來掛我的小說的釘子大學。”而金庸小說中的“歷史”，也不妨作“釘子”觀。
以中國史學而言，司馬遷“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深深地影響了金庸大學。他說：“歷史學家認為以人物傳記的形式來寫歷史，世上最早的是中國司馬遷的《史記》。”
抗戰期間的一個暑假，大學同學大都回家去了大學。金庸和一些無家可歸的同學住在校裡。天氣炎熱，他只好在教室裡埋頭讀書。讀的是《資治通鑑》和威爾斯的《世界史綱》。讀得倦了，便大汗淋漓地蜷曲在窄窄的長凳上睡一覺，醒來再讀。長凳只有半尺來寬，睡了一個暑假居然從來沒有在夢中掉下來過。他在《神鵰俠侶》中寫小龍女在一條懸空的繩子上睡覺，靈感或許自此而來。
《資治通鑑》和莎士比亞戲劇是金庸一生讀書的至愛大學。金庸在暑假讀名著：“我在學校時，有一年暑假的讀書計劃，中文是讀《資治通鑑》，英文讀四部莎士比亞悲劇。莎氏悲劇有詳細的註釋和分析，雖然是外國文，讀起來反比中文容易得多。《資治通鑑》是中華書局的四部備要本。一共有九十冊，要讀通它的標點，就要化相當力氣，至於難字難句、典章制度，更是查不勝查。結果只讀到六十餘冊，暑假就完了，學校開課，於是和世界上大多數讀書計劃的命運相同，我的計劃也無法完成。”後來他在不同的場合說：“文學與歷史著作中我最喜歡司馬光的《資治通鑑》。”“我讀《資治通鑑》，總是興味盎然，古文的簡潔高雅，其文字之美，一直是我希望學到的。當然還差得很遠。”“我讀《資治通鑑》幾十年，一面看，一面研究。”“《資治通鑑》令我瞭解中國的歷史規律。”
金庸從歷史著作中看到是非善惡、理亂興衰大學。自古以來所謂“以史為鑑”就是歷史與現實、人生之間的一道橋樑。司馬光花了十九年的時間編纂《資治通鑑》，完成之後的《進通鑑表》中說：“專取關國家盛衰，系生民休慼，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
1946年11月，金庸進入杭州的《東南日報》當記者大學。他一度想進浙江大學讀碩士學位，因經濟問題不能放棄記者的職業而未讀成，但一直銘記浙大校長竺可楨對他說的話：“一個人求學問不一定要有學位，在哪裡都可以做學問；第二，做學問也是為了服務社會，你現在當記者也是一樣的。”
竺可楨的這一番話，不僅勵志，更富哲理大學。相信“求學問不一定要有學位”讓金庸深為受用，而他晚年既求學問，又求學位，不免讓人重溫孔子的一句話：“及其老也，戒之在得。”
2003年，金庸在杭州西子湖畔公開表示自己欠缺學問：“後悔應該多點時間來做學問，不應該花很多時間去做一些對人家有益對自己沒益的事情大學。寫小說娛樂人家，自己沒什麼好處的，辦報紙給人家看，自己沒什麼好處的，做學問，自己得益的。我好奇心很重，我覺得學問不夠，也是自己生活中、人生中一個缺陷。”(《金庸訪談資料集》第二冊第83至85頁)
無論如何，當年進入新聞界工作，讓金庸開啟了終生學習的模式大學。金庸說：“我編過報紙的副刊，要處理、編輯，同時自己撰寫關於電影與戲劇的稿件，我對影藝本是門外漢，由於工作上的需要，每天如痴如狂地閱讀電影與藝術的理論書，終於在相當短的時期內成為這方面的‘半專家’，沒有實踐的經驗，但理論方面的知識和對重要戲劇、電影的瞭解與認識，已超過了普通的電影或戲劇工作者。從此以後，‘即學即用’便成為我主要的工作方法。不熟悉我的人以為我學問淵博、知識面極廣。其實我的方法是，若有需要，立即去學，把‘不懂’變作‘稍懂’，使得自己從‘外行’轉為‘半內行’。”(《探求一個燦爛的世紀》第92至93頁)
從事新聞工作，是金庸“我的大學”、“我的研究生”生涯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