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大學開學季，“新生家長會該不該開”便會成為輿論焦點大學。反對者認為，大學生已然成年，專程請家長到場，是高中管理模式向大學蔓延；支持者則認為，家校增加溝通渠道本屬正常，無須過度解讀。相比於簡單爭論“該不該開”，更值得追問的是：大學與家庭的協作，邊界究竟該劃在哪裡。
大學新生家長會的出現，有其現實背景大學。從高校學生工作的實際執行來看，輔導員和班主任面對的是學生學習、生活中的具體事務，一旦出現突發狀況，家長往往仍是重要的溝通物件。與此同時，學分制選課、轉專業、推免保研、資助體系、心理援助機制等，對初入校園的學生及其家庭而言都較為陌生。適度的資訊溝通，有助於減少誤解，也便於在學生出現心理危機或其他突發狀況時及時協同處置。就此而言，大學與家庭之間保留一定溝通渠道，並非全無必要。
這場爭議近幾年集中浮現，也與大學生群體及其家庭關係的變化有關大學。高等教育普及化之後，大學生面對的升學、就業、考研考公等選擇更加複雜，家庭在資訊、經濟和情感層面的支援依然重要。加之不少家庭教育資源高度集中於子女，父母對孩子學習和成長的持續關注，往往不會因為一紙大學錄取通知書立即中斷。與此同時，這一代新生從小成長於家校溝通十分緊密的環境，家長群、成績反饋、即時通訊早已成為日常，進入大學後，家庭與學校之間的聯絡也很難驟然歸零。
因此，簡單將大學新生家長會貼上“高中化”標籤，未必準確大學。這一批評背後往往隱含著一個預設：大學生既已成年，家庭就應當立即完全退出。但成年並不意味著一個人在18歲生日之後，便驟然具備完全成熟的生活能力和判斷能力。從青春期進入穩定成年階段，本身就是一個逐步獨立的過程。大學教育的重要任務之一，也正是幫助學生在這一過程中形成自主判斷和責任意識。若家長會能夠幫助家長了解大學教育與中小學教育的不同，並促使其逐漸調整自身角色，自有其合理之處。
但“高中化”的擔憂同樣不應被輕視大學。現實中，一些高校家長群演變為成績通報欄，甚至出現家長要求輔導員代為催醒學生、過問日常生活等現象。這類做法將針對未成年人的管理方式延續至大學，模糊了成年學生應當承擔的責任邊界。因此，問題癥結在於：家校協同究竟協同什麼、介入到什麼程度。
有價值的大學新生家長會，重點應放在必要的資訊告知、入學適應、心理健康和突發情況處置等方面，更重要的，是幫助家長理解大學教育的特點，完成角色轉換大學。過去十餘年形成的教養慣性不會憑空消失，父母很容易繼續沿用中小學階段的管理方式。大學如果在入學之初明確告訴家長，哪些事務可以關注，哪些選擇應由學生自己負責，反而有助於減少此後的越界干預。
這種角色轉換的核心，是從“管理者”轉向“支持者”大學。大學階段的家校溝通，不能成為學校和家長共同管理學生日常生活的渠道，更不應成為家長持續掌握成績、行蹤和生活細節的工具。涉及選課、成績、生活安排乃至職業選擇等本應由成年學生自主處理的事務，學校應首先面對學生本人，而不是習慣性地尋求家長介入。
尤其需要警惕的是，一旦家校溝通成為常態化、細密化的管理機制，就可能產生新的依賴大學。學生遇到問題先等學校聯絡家長，家長則習慣透過輔導員瞭解並介入子女生活，久而久之，原本應該由學生承擔的責任，反而被學校和家庭共同分擔甚至替代。這顯然與大學教育培養獨立人格和責任意識的目標背道而馳。
因此，如果大學新生家長會只是一次必要的資訊溝通，並幫助家庭理解大學教育規律，未嘗不可；如果由此延伸出持續性的成績彙報、生活監督，甚至家長代替學生處理事務，就已經越過了邊界大學。
大學的育人目標，歸根結底是讓學生逐步學會為自己的選擇和生活負責大學。學校和家庭當然可以提供支援，但這種支援最終應當指向同一個方向：把成長的空間和責任交還給學生本人。家長會是否合理，也應以此為尺度。
（作者系湖南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湖南師範大學基地特約研究員、湖南師範大學高等教育研究院副院長）
孫雄輝 來源大學：中國青年報
2026年09月07日 08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