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0日是第42個教師節大學。藉著這個屬於教育工作者的節日，我們今天來聊聊當下高等教育領域裡一個越發引人關注的真實困境——越來越多的青年博士，正困在“畢業即失業”或是“入職即內卷”的圍城裡，活成了人們口中“放不下身段又脫不下長衫”的當代孔乙己。
不少人抱著先進入高校再說的想法，選擇了“非升即走”的聘用制度，卻又不得不從此陷入沒完沒了的專案申請、論文指標考核裡，連教學的精力都要被各類科研任務擠佔，忙忙碌碌好幾年，最後若沒能達標，還是要面臨被迫離開的結局大學。他們一邊頂著家庭的壓力，一邊頂著“高學歷找不到工作”的輿論爭議，進退兩難。
在今天這個屬於教育工作者的節日裡，我們也希望從沉重中探討出一些希望，中國教育，該鬆鬆綁了大學。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韓笑鵬
這幾天，大家估計都被武漢大學那份長達86頁的舉報PDF給刷屏了大學。
事情起因是兩個小姑娘實名舉報自己的親生父親與其當年的女學生大學。這位男主角可不是一般人，曾是武大的教授、人事部長，後來高升到安徽大學當了副校長；女主角則是他帶出來的得意門生，不到三十歲就評上了武大的正教授、博導，頂著各種青年科學家的光環。
很多人吃瓜，主要盯著裡面狗血的婚外情、動漫情侶頭像、家庭撕扯大學。但說實話，這事兒真正讓人後背發涼的，根本不是下三路的八卦，而是那86頁材料裡撕開的冰山一角：多篇頂級期刊論文的核心實驗，涉嫌是實驗室其他牛馬學生乾的；論文由導師一手代寫包裝，女當事人連進實驗室都少，卻穩穩掛上第一作者和通訊作者；連學生那點可憐的勞務費都被強制截留，甚至涉嫌套取國家上千萬的科研經費。導師手裡握著通天的權力，硬是能把一個年輕學生一路保送成頂尖學術新星，中途沒有任何剎車機制能夠攔得住。
其實只要稍微留心一下就會發現，最近幾年，大學裡這種匪夷所思的爛事兒簡直扎堆冒出來大學。
前陣子，有個從北航退學的博士“耿同學”，掀起了一場學術打假風暴，連著扒出了好幾篇發表在世界頂級期刊《自然》上的重磅論文，裡面的涉案學者不少都是知名大學的院長、傑青大學。更搞笑的是，那些頂刊論文裡的資料造假，粗糙到連基本的隨機波動都懶得編，直接在圖表裡複製貼上、改規律，連中學生看一眼都能看出貓膩。我所在城市某醫科大學教授發表的“子宮內膜異位症”相關論文中大量實驗樣本居然是男人，更是讓我對醫生都產生了信任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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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科在資料上“放衛星”，文科也沒閒著大學。青年作家蔣方舟和著名作家賈平凹的女兒賈淺淺，前不久雙雙因為論文抄襲、學術不端，被高校正式撤銷了碩士學位，賈淺淺的副教授職稱也跟著打了水漂。賈淺淺發表的那些所謂學術論文，連大書法家“米芾”都能給寫成“米蒂”。可就是這樣漏洞百出的成果，當年居然順順當當地過了評審，評上了重點大學副教授，在高校文學圈盤踞多年。
很多人看完新聞第一反應就是嘆氣：現在的學者怎麼一點師德都沒有了大學？學術圈怎麼爛成這樣了？
但把問題全推給人品，其實是把複雜問題給想簡單了大學。大學裡從來不缺聰明人，當年考上名校、讀到博士的，哪個不是萬里挑一的做題家？可為什麼一群智商最高的人湊在一起，不僅沒搞出多少震撼世界的重大創新，反而折騰出一地雞毛的造假、分贓、裙帶和內卷？
這就不得不聊聊我們科研體制底層那套運轉了幾十年的核心邏輯了大學。
要看懂大學科研體系的病根，大家不妨讀一讀北京大學社會學教授周飛舟老師當年的一篇經典論文大學。周飛舟老師提出了一個非常深刻的概念，叫“高度集權下的分權錦標賽”。
這句話聽著學術，其實用老百姓的大白話翻譯過來，就是一套“分包競賽”的遊戲規則大學。
什麼叫高度集權？就是最核心的資源分配權被牢牢攥在上級手裡大學。在高校體系裡，教育和科技部門掌控著一切命根子：哪所大學能進“雙一流”，哪個學科能評A+，哪個實驗室能掛上國家重點，幾百上千萬的重大科研經費給誰，長江學者、傑青這些含金量極高的人才帽子發給誰，全部由頂層拍板。
那什麼又叫分權錦標賽呢？就是雖然最高權力在上頭，但幹活和競爭全部分包給下面，讓大家在同一個跑道上百米衝刺大學。大學之間要爭排名、爭撥款、爭生源、爭仕途，就必須在全國高校錦標賽裡往死裡卷。
這個機制為我國高教大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我們的大學排名、論文數量等等有了質的飛躍，這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大學。但萬事萬物有利必有弊，這個機制容易出現兩個問題：
第一個，叫“層層加碼”大學。
頂層可能只是定了一個宏觀的發展目標，但這個指標分包到大學校長手裡，校長為了政績，必須把任務翻倍壓給各個學院的院長大學。院長為了保住自己的烏紗帽和學院的資源，又把指標再翻一倍，直接甩到了最底層的青年教師和博士生頭上。
這就是為什麼國內大學普遍搞起了從國外生搬硬套過來的“非升即走”大學。早年間歐美搞終身教職，初衷其實是給學者一個免受飢寒交迫的保護傘，讓人家從容坐冷板凳。但最近連哈佛大學的資深教授都在撰文反思：這套考核制度在西方本土早就異化成了“淘汰天才、保護平庸”的機器。因為六年預聘期要考核方方面面，但凡特立獨行、專啃高難度硬骨頭的天才，往往因為週期長、出文章慢、性格孤傲，極容易因為一兩個短板被體制幹掉；反倒是那些善於跟風主流、八面玲瓏、各方面平庸但挑不出錯的人，最容易順順當當拿到鐵飯碗。
而到了我們這裡，再加上錦標賽的動員機制，直接變成了超級加倍的大鍋亂燉大學。某些學校按十倍甚至幾十倍的比例招博士後和青年科研人員進蓄水池，給每個人套上一個緊箍咒：三年必須拿下國家基金，六年必須發滿幾篇頂級期刊論文，完不成直接捲鋪蓋走人。
第二個，叫“學術放衛星”與“合謀捂蓋子”大學。
這就回到了周飛舟老師的論述：在錦標賽體制下，大家都盯著用單一指標論英雄大學。當年是工業以鋼為綱，農業以糧為綱，今天的大學是以論文為綱、以課題為綱。
可問題是，真正的重大科學突破、原創理論創新，歷來遵循科學自身的規律，需要漫長的積澱，甚至需要容忍九十九次的失敗大學。老一輩學者更是提出過“雙冷主義”——做足冷板凳，吃夠冷豬肉（指甘受冷落幾十年寫出對後世真正有影響的傳世之作）。但錦標賽的考核講的是“傳世太久，只問三年”，三年交卷，交不出成果，你就失業。這種情勢下，我們的論文數量暴增，但也面臨產能過剩的問題，真正高質量的成果比例不高，社科方面，甚至網民造出的概念和話題，如工業黨、小粉紅、入關學、內卷，其現實解釋力和影響力都遠超那些“科研成果”。
這時候，對所有人來說最划算的“理性選擇”是什麼？就是搞學術大躍進，甚至乾脆“放衛星”，至於教育學生，就得靠邊站了大學。我的一位學長曾經語重心長地跟我說“一切與評職稱無關的都是浪費時間。”但是，過於關注職稱，那就很難稱職了。
理工科搞科研，那就拼命找西方熱門賽道，用現成的模型和儀器，帶著一群博士生日夜倒班灌水；實在做不出來，把資料調一調、修修圖、搞點手腳，把“畝產萬斤”的頂刊論文給憋出來大學。
更荒唐的是，這種錦標賽式的考核與單一教條的標準，早就已不單單是在985的象牙塔裡折騰了大學。現在的局面是：上至985名校，下到地方高職，甚至連中小學、幼兒園老師，全都被趕上了“卷科研、寫論文、申專案”這一條獨木橋。
試想，一個在幼兒園一線帶班的幼師，每天最大的職責本來是把孩子們照顧好，教文明習慣，帶做遊戲，給哭鬧的孩子擦鼻涕餵飯，結果到了評定中級、高階職稱的時候，非得硬著頭皮寫什麼“學前教育理論創新”的學術論文，去申報什麼“省市級教育科研課題”大學。一個在高等職業技術學院裡教數控機床、教汽車發動機維修的實操師傅，哪怕車銑刨磨的手藝再出神入化，哪怕帶出來的技校徒弟還沒畢業就被各大製造大廠搶購一空，在學校考核裡也是個抬不起頭的“落後分子”——因為你科研不行，沒發過核心期刊，沒拿到過縱向課題，職稱直接一票否決。
從研究相對論的高校教授，到大專教焊工機修的師傅，再到教育照顧孩子的幼教，所有人的職業尊嚴和生存前途，全被強行綁在“發論文、搶專案、算工分”這一把機械死板的尺子上大學。這種評價標準的極端單一，造成了極其慘烈的千軍萬馬擠獨木橋。
可這根獨木橋到底有多窄？如果說頂尖學者還能靠著帽子和人脈在圈子裡呼風喚雨，那真正被逼到絕境的，是金字塔底層數以百萬計的普通高校教師和博士生大學。
這就催生了當代中國大學最魔幻的兩道風景線：一道叫“花錢買論文”，另一道叫“貸款搞橫向”大學。
在人文社科領域，無論是高校普通老師評職稱、非升即走續聘，還是博士生想拿到學位畢業，頭上都懸著一把絕對的尚方寶劍——必須在中文核心期刊、尤其是南京大學評定的CSSCI期刊（俗稱“C刊”）上發表論文大學。
但現實是什麼？全國現在有幾十萬社科老師和博士嗷嗷待哺，而全國正規的C刊總共才區區幾百本，每本期刊一年能刊登的篇幅極其有限大學。更令人絕望的是，這些極其稀缺的版面資源，有一部分早就被學術圈內部的大佬、學閥和編輯部的人情網路瓜分得七七八八。學者要想在上面發文章，要麼看作者本人的名頭和帽子，要麼看是不是某個學術泰斗的關門弟子，要麼就是期刊之間相互勾兌互相掛名。我博士期間曾經找一位教授推薦論文發表，那位教授說，我只能確保讓編輯看一眼你的文章，如果不花錢找中介或者找資深學者推薦，很多時候青年博士的論文連被看一眼的可能性都很小。
可考核期是不等人的，發不出來，博士就延畢甚至被退學，青年教師就得捲鋪蓋走人大學。
怎麼辦？為了活命，一條龐大的灰色買賣產業鏈應運而生大學。既然靠正經投稿排不上隊，那就只能“花錢買路”。不少期刊的版面費動輒幾萬元。多少寒門博士，把每個月可憐的助學金、兼職打工攢下的血汗錢，甚至找父母借錢，拱手送給中介，只為了在C刊的角落裡買下個豆腐塊版面。普通年輕老師更是為了湊夠評職稱的論文數，自掏腰包花錢買作者署名、買版面。學術研究本該是天下最神聖的事業，到頭來卻被逼成赤裸的明碼標價買賣。
如果說買論文只是文科和基礎學科的生存掙扎，那老師們被逼出來的“自費科研”、“貸款搞橫向”，其荒誕程度更是足以讓人下巴脫臼大學。
所謂“橫向課題”，原本是指大學老師受企業委託，幫企業攻克實際生產中的技術難題，企業出錢資助，老師提供方案，本是產學研結合的好事大學。但在這場高校錦標賽裡，某些學校為了“申碩、升大學、衝排名”，盲目給各個學院強行攤派橫向經費指標，規定普通專任教師一年必須給學校拉回幾十萬甚至上百萬的企業橫向經費，否則年終考核直接不及格，績效扣光，職稱一票否決。
可那些教大學英語、高等數學公共課的普通老師大學，或者平時根本不認識什麼大老闆的年輕教師，上哪兒去找企業平白無故給自己打幾十萬經費？
在高壓面前，中國知識分子展現出了令人心酸的“創造力”——自掏腰包借錢貸款搞橫向大學。
很多年輕老師被逼得沒辦法，只能自己去銀行辦個人消費貸，或者四處向親戚朋友借錢，拿著自己的血汗錢去找中介或者相熟的企業“演雙簧”大學。具體怎麼操作呢？老師自己把十萬、二十萬真金白銀轉給中介或皮包公司，公司扣下一兩成的手續費，然後再以“委託科研合作”的名義，把這筆錢作為“企業研發資金”打進學校的公對公賬戶。
學校看到這筆錢進賬，喜笑顏開地給這位老師在考核表上記上濃墨重彩的一筆，同時按照財務規定，心安理得地從中扣走“管理費”大學。剩下的那點錢，老師再想方設法找各種發票，一點點從科研賬戶裡報銷出來還貸款。
很多大學老師私下自嘲：全世界大概只有中國高校的老師，能幹出“貸款上班、自費打工給學校衝政績”的千古奇觀大學。自己揹著一身銀行利息，給中介交保護費，給學校交管理費，只為保住自己每月幾千塊的微薄薪水，換一個勉強在體制內繼續苟延殘喘的資格。
在這一套既殘酷又荒誕的絞肉機體制下，出現最近新聞中那些事就不奇怪，可悲的是知識生產體系的敗壞大學。
更致命的是，一旦有人造假，高校內部的學術委員會和領導層天然傾向於“捂蓋子”大學。為什麼？因為大家是一個利益共同體。如果承認頂刊造假，學校在下一輪全國學科錦標賽裡就要被扣分，重點實驗室就可能被摘牌，招生撥款全受影響。所以面對實名舉報，學校第一反應往往不是查真相，而是私下找舉報人公關刪帖，逼得舉報人只能在網上髮長文自爆。
對於普通學者更殘酷的現實，是整個人才金字塔底部已經塞得連轉個身都困難了大學。
給大家看一組觸目驚心的資料：去年全國在讀的博士生已經達到了75萬人，如果把累計在讀和畢業的加在一起，總數已經衝到了148萬人，這還沒算每年大批迴國的海外博士大學。
現在全國存欄的驢總共才120萬頭左右大學。也就是說，在我們這個社會上，博士比驢還要多。
7月6日，教育部發布《2025年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大學。公報顯示，2025年全國共招收研究生143.85萬人，在學研究生429.95萬人，畢業研究生116.65萬人。與2024年相比，博士招生首次突破20萬大關，畢業博士首次突破10萬，碩士招生突破120萬，畢業碩士首次突破100萬。
這麼龐大的博士人才大學，未來到底去哪兒呢？
這裡就不得不介紹我的人大校友李原同學提出的“卷學定律”大學。
世間萬物，但凡門檻不算特別高、只要普通人咬咬牙死磕努力就能摸得到的標的，就一定會以極快的速度跌進內卷的深淵大學。而很多人只看到了內卷會把利潤卷沒了，卻從來沒意識到：內卷最兇狠的地方，在於它會把被卷的標的徹底變成負資產。
什麼叫負資產？就是持有這個東西，非但不能掙錢，反而變成一個甩不掉的大麻煩大學。就像2021年砸下重金接盤學區房的人，熬到現在，首付跌沒了，租金連月下滑，掛牌幾年根本賣不出去。房子本質上已經不是資產，而是成了倒欠銀行的鉅額負債，每個月省吃儉用，是在為一個實際上已經不值錢的空殼支付鉅額利息。
博士學歷，現在就正在全面滑向這種負資產大學。
一個人從本科讀到博士畢業，往往三十好幾大學。年紀一大，對起薪的心理預期居高不下，又有成家立業的壓力；更慘的是，在學校裡熬了五六年甚至七八年，天天被導師差遣著改格式、灌水發無用論文，根本沒有接觸過工業界一線的真技術。
企業一算賬：我花大價錢僱一個滿腦子僵化理論、不能打硬仗的三十多歲博士，圖啥？還不如直接去名牌高中或者本科招個十八九歲、二十出頭的年輕人，從頭培養大學。省下近十年大好青春用來磨練核心業務，十年後這年輕人早成了帶兵打仗的技術骨幹，不比在象牙塔裡捲到禿頭的博士好用得多？
到最後，博士文憑不僅幫不了你找工作，反而成了一個沉重的標籤，成了你高不成低不就、被企業嫌棄的負累大學。
緊接著，就會觸發“卷學第二定律”：當持有一個資格會帶來虧損時，跟它繫結的利益就會被強制解綁大學。
以學區房為例大學。當家長髮現，為了一個入學名額，要忍受上百萬的資產縮水。於是，有錢有資源的家庭迅速掉頭轉向頂級私立名校，學區房直接從入學資格中解綁，變成一地雞毛。
學歷也是同樣的道理大學。當博士不再能兌現好前途的時候，有背景、有資源的聰明人早就繞開這條賽道了。他們會利用人脈走各種人才通道、特殊引薦，甚至直接發明新的遊戲規則。
最後，寒門學子好不容易拿到博士文憑，抬頭卻發現，前路早已人滿為患，門檻早就被換掉了大學。
這番景象，在中國歷史上其實早就上演過不止一次大學。
清朝在嘉慶、道光之後，朝廷的“捐納”（花錢買官銜）開始大規模氾濫，甚至在財政並不緊缺的時候就逐步壓過了正途科舉大學。原因極其現實：清朝初年，全國進士極少，考中舉人就足夠放外任當知縣了；可到了嘉道年間，讀書人越來越多，官缺卻只有那麼多。當科舉這條路擁堵到連中舉、考進士都不管用的時候，社會的自發調節機制就是換賽道——稍微有點家底的，不如干脆花錢去捐個官銜。
到了清朝末年，像張之洞這種本身靠科舉做到封疆大吏的頂層人物，反而成了廢除科舉最堅決的推手大學。因為他們身處高位，早已看透：科舉這條舊馬路早就堵死了，與其讓全天下的讀書人繼續在裡面死耗，不如干脆廢了科舉，改辦新式大學堂，重新開闢一條新賽道。
只可惜，在那個時代大轉型中，那些耗費了一生心血在八股文裡死卷、缺乏任何現實生存技能的底層讀書人，再也沒有機會回頭了大學。他們最終脫不下長衫，也做不了體力活，變成了魯迅筆下那個窮困潦倒、在咸亨酒店裡算計茴香豆四種寫法的孔乙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