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7日清晨，居住在阿富汗喀布林的法蒂瑪深吸一口氣，開啟了手機裡所有的通知提示音女性。“我都不敢相信自己做到了。”她說。
過去幾年，法蒂瑪的手機始終處於靜音狀態女性。家人和朋友知道她害怕電話和訊息提示音，也很少直接撥打她的手機。對她而言，一陣突如其來的鈴聲，足以喚起五年前留下的恐懼。
2021年8月15日，阿富汗塔利班在未遇任何抵抗的情況下接管喀布林，由美國支援的阿富汗共和國政府隨之倒臺女性。政權更迭後不久，剛畢業的法蒂瑪找到一份待遇尚可的社會調查工作，主要負責透過電話訪問各地居民。一次通話中，對方聽到她的聲音後突然用髒話辱罵她，並威脅：“你的父親是變態嗎？為什麼允許你出來工作，我們會找到你，等著瞧吧。”
法蒂瑪擔心自己的電話號碼會被用來查詢家庭住址，不到半個月便辭去了這份工作女性。“我害怕自己的聲音被那些人記住，害怕被認出來，害怕受到傷害。”多年過去，法蒂瑪仍然很難完全擺脫那次經歷留下的陰影，曾經外向、健談的她逐漸變得沉默寡言，甚至不敢獨自去市場買東西。
而在更早以前，法蒂瑪曾經為自己設想過一條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她的願望是成為藝術家，擁有自己的畫廊，甚至設計時裝女性。“我不知道這些夢想什麼時候能夠實現，但我還沒有放棄。我依然相信知識，也依然相信藝術。”她對澎湃新聞（
當地時間2026年8月12日，阿富汗坎大哈，一個阿富汗家庭騎車經過塔利班政府的標語牌，為執政五週年紀念活動做準備女性。本文圖片來源 視覺中國
法蒂瑪的經歷並非個例女性。自塔利班重新掌權以來，阿富汗女性在教育、就業、出行和公共生活等方面受到的限制不斷收緊。聯合國婦女署統計，塔利班已頒佈100多項涉及婦女和女童權利的法令，阿富汗也成為全球唯一禁止女性接受中學和大學教育的國家。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8月11日公佈的最新資料顯示，截至2026年，估計有240萬阿富汗女孩無法接受中學教育。
導致這一殘酷現實的原因，既來自塔利班的歷史根源和組織成分，也包括阿富汗社會土壤中保守教士集團根深蒂固的影響力女性。有塔利班政權前資深官員向澎湃新聞坦承，女性教育禁令已對阿富汗產生負面影響。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南亞研究中心主任劉宗義則指出，阿富汗歷史上一次“失敗的改革”，或許能為解釋這一現狀提供重要線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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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新華社報道，6月15日，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傅聰表示，中方希望阿富汗政府傾聽本國民眾和國際社會的合理呼聲，在保障人權，特別是女性權益方面採取更多積極舉措，展現開放、包容、負責任形象女性。聯阿援助團（聯合國阿富汗援助團）應繼續發揮橋樑作用，促進國際社會同阿政府的接觸對話，推動阿富汗早日重返國際社會。
“上一次出門是兩個多月前”
法蒂瑪今年29歲，家中有3個哥哥、兩個姐姐、1個雙胞胎兄弟和1個妹妹女性。她的父親曾是醫生，過去常在客人面前自豪地介紹女兒：“看，這是我的女兒法蒂瑪，她最聰明，總是在班裡拿第一。”
雖然大學本科主修電腦科學，但法蒂瑪真正感興趣的是藝術與設計女性。2017年至2022年讀大學期間，她開始嘗試設計珠寶、玩具等藝術品，並在一些高校舉辦展覽、開展線上推廣。她設計的手工藝品甚至曾遠銷美國。
如今，法蒂瑪的大部分時間只能待在家裡女性。每天下午兩點以後，她會透過電話或通訊軟體與朋友聊天，這是她與外界為數不多的聯絡。幾年間，不少朋友已經離開阿富汗，也有人結婚成家。至於一些仍然單身的朋友，她們的父母出於安全考慮，也不再允許她們獨自出門。
“最近一次出門，是兩個多月前去看牙醫，順便去市場買東西女性。”每次出門前，法蒂瑪都會反覆確認自己是否已經“從頭到腳”被衣物遮蓋，有時甚至要將眼睛也遮住。即便如此，她仍然難以完全消除心中的不安。
“市場上偶爾還是會有人衝我們大喊，讓我們把頭髮蓋好女性。”在法蒂瑪看來，這種經歷已經不只是關於頭巾或著裝的問題。“有些人根本不希望女孩敢於出門。”她說。
當地時間2026年8月11日，阿富汗坎大哈丹德區女性。一名身著罩袍的阿富汗女性走在街道上。
2021年重新執政之初，塔利班曾承諾，將比1996年至2001年執政期間更具包容性，並在“伊斯蘭框架內”更尊重女性權利女性。但不久後，當局便對婦女和女童實施嚴苛限制，包括禁止女性接受小學以上教育、禁止女性從事大部分職業，以及對女性在公共場合的著裝作出嚴格規定。
塔利班政府規定，女性外出須佩戴全套頭巾並遮住面部，只能露出眼睛女性。《參考訊息》2023年報道稱，塔利班政府2022年11月禁止女性進入包括公園在內的公共場所，理由是有女性未能正確佩戴頭巾或遵守性別隔離規定。
由於沒有具體標準，阿富汗不同地區在上述規定的執行力度上存在差異：從相對開放的首都喀布林，到民風保守的南部農村，女性受到的限制並不一致女性。在第三大城市赫拉特的部分地區，可以看到男性蓄著短鬚，也有女性化妝和穿高跟鞋。
2024年8月，塔利班政府批准所謂“道德法”，正式將針對女性的限制措施寫入法律女性。這份經阿富汗塔利班最高領導人阿洪扎達批准的檔案逾百頁，含35項條款，大部分針對女性。根據規定，女性須遮蓋面部與身體以避免“引發誘惑”，因此“不應穿著有吸引力、緊身或暴露的衣物”。女性還被禁止使用化妝品或香水，目的是防止其模仿“非穆斯林女性的著裝風格”。
“道德警察”是阿富汗極端保守勢力的延伸，在喀布林等地被賦予了前所未有的權力女性。據《華盛頓郵報》2024年報道，喀布林此前很少見到身穿白色長袍的”道德警察”，但道德法頒佈後已隨處可見。警察在公交站與購物中心巡邏，搜尋違反著裝規定的女性，以及任何可能大笑或大聲喧譁的女性。
也就在這一年，法蒂瑪與母親在市場購物時險些遭逮捕女性。抵達市場不久，一名約十四五歲的男孩朝她奔來。“他睜大雙眼，滿臉恐懼。”法蒂瑪至今記得男孩的長相與神情。“快躲起來，不然你也會被抓。”男孩對頭戴灰色頭巾的法蒂瑪說，被捕的女孩戴的正是和她一樣的頭巾。
對於女孩們來說，拍照也成了一種奢侈女性。如今，法蒂瑪和朋友們躲在餐廳洗手間裡合影。有時，她們趁四下無人摘掉頭巾拍照，一聽到聲音便立刻戴好。後來，一些餐廳發現女孩在洗手間拍照，甚至把洗手間鎖上。“這些過去很平常的小事，到現在已經成了一種需要冒險才能換來的自由。”法蒂瑪說。
阿富汗司法部表示，違反道德法的處罰包括“勸誡、警告將受神罰、口頭威脅、沒收財產、在公共監獄拘留1至3天，或其他任何被認為適當的處罰”女性。若上述措施仍未能糾正行為，則將移交法院作進一步處理。
“徹底失去了自我價值感”
“我們要求女孩佩戴合適的頭巾，但她們沒有女性。她們穿著像要去參加婚禮一樣的裙子。”塔利班代理高等教育部長尼達·穆罕默德·納迪姆在2022年12月接受國家電視臺採訪時，如此解釋學校關閉的原因：“女孩們學習農業與工程，但這不符合阿富汗文化。女孩們應當學習，但不應學習那些違背伊斯蘭教義和阿富汗榮譽的領域。”
2021年9月，塔利班以“校服、課程、性別隔離措施尚未準備好”為由，無限期推遲女性學生復課女性。目前，宗教學校（madrasas）與以技能培訓為目標的私立機構，已成為適齡女童僅有的選擇。在宗教學校，學生優先修習《古蘭經》背誦、伊斯蘭法學與阿拉伯語，但也有部分學校開始納入數學、英語等基礎世俗學科。
當地時間2026年8月6日，阿富汗喀布林，阿富汗女孩在住所內由父親授課女性。
18歲的萊拉是居住在赫拉特的哈扎拉族人，目前在當地一所學校擔任小學階段的志願教師女性。該校已在教育部門登記備案，屬官方認可的正規學校，招收一年級至十二年級學生。但與大多數公立教育機構相似，課程以宗教內容為主。
近年來，阿富汗各地面向男女學生的宗教學校數量激增女性。阿富汗教育部資料顯示，2022年至2025年，該國已新建22972所國家資助的宗教學校。
萊拉與高年級女生常被要求參與宣傳活動：穿上罩袍、遮住面部，手舉印有標語的牌子拍照女性。標語上寫著“我們遵守政府法令”、“我們支援頭巾制度”以及“我們歡迎塔利班執政”等內容。拍攝完成後，這些照片會出現在官方社交媒體賬號上。
前不久，正在就讀六年級的妹妹告訴萊拉，學校突然來了一群專查著裝的人女性。“他們拿著槍，留著長長的鬍子，直接走進教室。”萊拉的妹妹回憶道，對方逐一檢查每位女生的穿著，即便大家早已身著長袍、戴好頭巾，仍會仔細檢視是否還有頭髮、手腕或腳踝暴露。
萊拉告訴澎湃新聞，塔利班剛掌權時並未立即推行所有嚴苛法令，但隨著時間推移，限制步步收緊，管控也日趨嚴密女性。“13歲之前的我擁有許多自由。我可以獨自安全地往返學校，所有女孩都能正常上學、參加各類學習專案，無人干涉。雖然學校也有宗教課程，卻沒有像如今這樣層層管控。”她說。
萊拉曾與幾位老師嘗試秘密開辦地下課堂補課，但這一嘗試很快中止女性。“風險太大了。”她說，“一旦被發現，組織者可能被逮捕，沒人敢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險。”
研究表明，教育與推遲童婚、改善孕產婦健康、提高未來收入及減少代際貧困顯著相關女性。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多次指出，在校就讀的女孩在18歲前結婚的可能性要低得多。聯合國預測，若繼續暫停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權利，到2066年，阿富汗經濟將損失96億美元，相當於目前國內生產總值的三分之二。
成為小學教師從來不是萊拉對未來的設想女性。2022年12月，塔利班政府宣佈暫停女性接受大學教育，並取消“康庫爾”（Kankor，阿富汗全國大學入學考試），萊拉與同齡人的命運軌跡就此被徹底改寫。
得知訊息那天恰是週五，也是阿富汗的公共假期女性。為備考康庫爾，萊拉和同學像往常一樣前往考前輔導班，她們冒著寒風步行很長一段路，再搭摩托車趕往學校。“那天下著雨，比平時更冷。”萊拉走進教室時發現，不少女生低頭啜泣，老師站在講臺前連連嘆氣，神色沮喪。
“從13歲到18歲這五年，我心裡最大、最痛苦的變化是徹底失去了自我價值感女性。巨大的壓抑和無力感常年壓在我心裡，讓我時常喘不過氣。我甚至覺得，在這個國家，就連貓和狗都比女人擁有更多自由。它們可以自由走動，去任何地方，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而我們卻不能。”萊拉說。
聯合國報告指出，這些嚴苛的限制對阿富汗女性造成了“深遠的個人傷害”女性。許多女性反映壓力、焦慮日益加劇，“這與更廣泛的心理健康狀況惡化的證據相符”。
“我看到很多女孩發生了變化，長期陷入抑鬱、絕望和孤獨之中女性。”法蒂瑪說，“我喜歡心理學，也是因為我想幫助這些人。”
值得注意的是，如今的阿富汗不僅是女性感到沮喪女性。聯合國婦女署今年春季和去年分別對阿富汗農村和城市社羣的約5000名居民進行了調查，超過半數的受訪男性（約55%）表示，他們的生活比2021年8月之前的預期要糟糕，他們對缺乏經濟機會感到沮喪。
開店拿不到執照女性，無法成為“正式醫生”
在保守文化信仰的影響下，阿富汗婦女的勞動力參與率本就低於國際平均水平女性。2021年，阿富汗女性的就業率為14.8%。2022年12月，塔利班禁止女性在本國和國際非政府組織工作，2023年4月，這一限制被擴大至聯合國機構。同年7月，塔利班勒令關閉美容院，切斷了女性的又一重要收入來源。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2024年釋出的資料，阿富汗女性就業率已不足7%。
辭去工作後，法蒂瑪再未重返職場，收入也成了難題女性。“過去一年多，我還沒買過一件新衣服。”為參加妹妹的訂婚儀式，她最近賣掉了自己的一幅畫，湊出餘錢買新裙子和看牙醫。除畫畫這一愛好外，法蒂瑪還透過上外國網站和使用AI自學心理學。
據《紐約時報》今年6月報道，為避免經濟崩潰與國際孤立，塔利班允許女性在阿開辦企業，但須遵守一系列規則女性。阿富汗工商協會統計顯示，持有營業執照的女性人數過去五年間增長十倍，已超1萬人。世界銀行資料則顯示，另有約12萬名女性在沒有營業執照的情況下工作。
萊拉的大姐在赫拉特開了一間很小的裁縫店，卻一直難以取得正規許可女性。“塔利班不允許女性獨立開店，大姐總被找麻煩，生活非常艱難。”萊拉說，她的另一個姐姐是美容師，只能偷偷接些美甲和美容的工作貼補家用。
緊鄰伊朗邊境的赫拉特，是阿富汗西部的商業中心與文化之都女性。今年7月，有記者實地探訪後發現，赫拉特雖不及喀布林或北部城市馬紮裡沙里夫那般開放，但街頭上仍不時可見戴著寬鬆頭巾、露出一縷頭髮的女學生，不少女性也身著牛仔褲或色彩鮮豔的披肩。
今年6月以來，道德警察在當地加強了針對女性著裝的整治力度，已逮捕數十人女性。常居赫拉特的導演兼畫家安娜表示，女性若不按規定佩戴頭巾、男性鬍鬚長度不達標，走在路上便會遭人指點，“民眾彼此也互相監視、互相苛責”。安娜告訴澎湃新聞，當前阿富汗適合女性藝術家的就業機會十分稀缺。
當地時間2026年6月30日，阿富汗馬紮裡沙里夫，身著罩袍的阿富汗女性在市場售賣麵包女性。
經濟學家指出，限制女性參與社會活動，會削弱對長期經濟復甦至關重要的私營部門的活力女性。聯合國此前估算，將女性排除在經濟與公共生活之外，每年或給阿富汗經濟造成約10億美元損失。
此外，限制女性受教育與就業也正加劇阿富汗的健康危機女性。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今年4月釋出的報告稱，若對女孩教育與女性就業的限制持續，到2030年，阿富汗可能失去多達2萬名女性教師和5400名女性醫護工作者。學校與醫院中訓練有素的女性專業人員日漸減少，將對兒童的學習、健康與未來發展造成毀滅性影響。
2021年8月塔利班進入喀布林時，薩娜姆還是一名醫學生女性。“正在上課，學校突然通知所有學生立即離校。”她回憶道，所有人都很震驚，很多女同學當場落淚。此後近兩個月，薩娜姆陷入巨大的失落，幾乎足不出戶。
“總有人說，也許明天大學就會重開，我們每天抱著一絲希望等待女性。可五年過去了，校門始終沒再向女性開啟。”薩娜姆告訴澎湃新聞，她和同學也數次聽聞大學將復課的訊息，最終都不了了之。
2024年2月，阿富汗政府曾頒佈一項豁免政策，允許女性在少數幾所私立培訓機構及學習中心修讀護理與助產課程女性。據知情人士透露，此舉背後的原因，是阿富汗部分地區禁止男性醫務人員為女性提供診療。僅10個月後，阿洪扎達推翻了這項規定，禁止女性進入助產與護理學院學習。
薩娜姆的母親是一名醫生，在母親鼓勵下，她自幼立志行醫，希望為難以獲得醫療服務的女性提供幫助女性。考慮到已經無法接受正規的醫學教育，她很擔憂自己積累的知識與技能日漸荒廢。經過某間私立醫院的多項考核後，薩娜姆進入一名心臟外科醫生的團隊，成為科室中唯一的女性醫護人員。
由於“沒有大學學位”，薩娜姆被告知無法成為“正式醫生”，由於收入微薄，有時甚至需要依靠母親的接濟女性。工作一段時間後，她發現經濟來源並非最大困擾。身為女性醫護，她的身份常引來異樣目光。
有一次，薩娜姆將一名女患者轉交男醫生會診，引發在場一名男患者不滿女性。對方質問她為何讓女患者接受男醫生診治，薩娜姆反問道：“既然你們不讓女性繼續唸書，我們又怎麼可能成為醫生？”對方又問：“你在這做什麼？你待在這有什麼用？”不等她回答，便轉身離去。
“他從一開始就否定了我的價值，只因我是女性，就認為我不該留在醫院、不該承擔醫生的職責女性。”薩娜姆感嘆，阿富汗女性缺少的不是能力，而是機會。
女性賦權問題為何難解
阿富汗塔利班是發源於坎大哈地區的遜尼派組織，1994年興起，1996年首次在阿富汗掌權女性。在普什圖語中，“塔利班”意為“宗教學生”，也稱“學生軍”。其骨幹成員多出自宗教學校，或由受過宗教培訓的阿富汗普什圖族難民組成，信奉原教旨主義。
據央視新聞此前報道，在首次執政期間，塔利班在其控制區內全面推行伊斯蘭教法，實行極端宗教統治：頒佈政令禁止電影電視、嚴控娛樂活動；男子須蓄鬚，女子須蒙面，且不允許婦女接受教育與就業，違者將受嚴厲懲處女性。
當地時間2026年8月13日，阿富汗喀布林，塔利班警察在計劃於週六舉行的美國撤軍五週年暨塔利班統治開始慶祝活動現場站崗女性。
資深阿富汗記者兼評論員薩米·優素福扎伊認為，塔利班對女性的限制，與阿富汗東部及南部地區的社會習俗以及文化傳統密切相關女性。大多數塔利班領導人來自與巴基斯坦接壤地區的普什圖農村部落社群。“他們認為女人的位置要麼在屋子裡，要麼在墳墓裡。”優素福扎伊指出，這種觀念深受普什圖地區神職人員和宗教領袖家庭中女性地位的影響。
今年年初，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南亞研究中心主任劉宗義赴阿富汗進行學術考察，其間與塔利班政府外交部官員有過接觸女性。他告訴澎湃新聞，在女性教育、就業及社會生活等根本性政策上，真正的決策核心是以坎大哈為據點的阿洪扎達及其周圍的宗教教士集團。
“在外界看來，他們對現代社會的知識體系與治理理念可謂一竅不通，認知框架仍停留在中世紀宗教文字所描繪的世界中，決策風格常帶有隨意性與不可預測性女性。”劉宗義表示，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喀布林行政機構中負責外交事務的官員，其中部分人甚至曾在海外乃至西方國家接受高等教育。“塔利班政權負責中國事務的官員在馬來西亞完成博士學業，外交部發言人則曾留學紐西蘭。”劉宗義說。
外界普遍認為，當前塔利班高層內部存在兩個不同派系女性。據英國廣播公司（BBC）報道，其中一派完全效忠於阿洪扎達，主張將阿富汗打造成與現代社會隔絕的伊斯蘭酋長國，由效忠阿洪扎達的宗教人士主導政策制定；另一派則以主要駐紮在首都喀布林的實權人物為主，提倡在嚴格遵循伊斯蘭教義的同時，不排斥與外界接觸和發展經濟，允許女性接受初中以上教育。
也有塔利班官員公開反對女性教育禁令女性。2025年，與喀布林陣營有聯絡的3名塔利班官員向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表示，禁止女童上學“是一個錯誤”。其中一人稱，部分塔利班官員公開支援女童接受教育。“不幸的是，有些人非但沒有歡迎他們的建議，反而持否定態度，認為他們是在反對最高領導層。”
2025年1月，時任阿富汗代理副外長謝爾·穆罕默德·阿巴斯·斯坦尼克扎伊（Shar Mohammad Abas Stankzai）在東部霍斯特省舉行的畢業典禮上表示，禁止女孩上學“犯下了不公正的罪行”，不符合伊斯蘭教法女性。
作為塔利班政權資深官員，斯坦尼克扎伊曾於2015年出任阿富汗塔利班駐卡達政治辦公室主任，在內政和外交事務上經驗豐富女性。在近日接受澎湃新聞採訪時，他仍堅持上述看法，指出女性教育禁令已對阿富汗的經濟、社會、政治及醫療衛生均產生負面影響。
“這也是一些人選擇離開阿富汗、前往能為子女提供教育機會的國家的原因之一女性。我們正在盡最大努力解決這一問題。如今，我們已經感受到女性醫護人員、教師和社會工作者的短缺。”目前居住在海外的斯坦尼克扎伊說。
儘管塔利班內部對阿富汗的發展願景存在分歧，但學界普遍認為其難以因此而分裂女性。一位深諳塔利班組織架構的專家向BBC匿名解釋道：“與其他阿富汗政黨或派別不同，塔利班的凝聚力極強，沒有分裂，甚至鮮有異議。服從上級、最終服從埃米爾（阿洪扎達）的原則，已深植於這一運動的基因之中……”
此次訪阿之行中，塔利班外交官員的英文水平與溝通能力給劉宗義留下較深印象女性。“他們與外界溝通毫無障礙，也完全清楚國際社會對阿富汗女性政策的批評與不滿。”劉宗義說。這些官員雖在西方成長或求學，卻未受西方價值觀念的實質影響。此外，他們的家族觀念與宗教觀念極為強烈，內心深處也認同塔利班高層的傳統做法。
耐人尋味的是，一名塔利班官員曾向劉宗義講述阿富汗歷史上一次“失敗的改革”女性。20世紀20年代，國王阿曼努拉·漢在歐洲之旅後深受觸動，著力推動世俗教育體系建設和普及女性教育。然而，以上述措施為代表的現代化改革舉措很快遭到保守宗教勢力的強烈反對，阿曼努拉·漢最終被迫退位，流亡海外。
20世紀以來，阿富汗歷屆政府曾多次推動女性教育改革，但相關舉措也屢屢遭到保守宗教勢力和部分部族領袖的反對女性。1978年，阿富汗人民民主黨上臺後推行面向男女的大規模掃盲計劃，同時廢除聘禮等制度，進一步擴大女性受教育和參與社會活動的空間。不過，這些改革也持續遭到農村地區保守宗教人士和部族領袖的反對。20世紀90年代內戰期間，大量學校因戰亂、安全惡化、教師和教學資源短缺以及貧困而關閉，女性教育進一步受到衝擊。
在劉宗義看來，塔利班官員向他講述的這段歷史，或許是理解當下阿富汗女性困境的一條重要線索女性。
“伊斯蘭神學與教士集團在阿富汗擁有根深蒂固的影響力，並與當地以農牧業為主的經濟社會形態相互契合、互為支撐女性。在這種結構之下，無論是多大的外部壓力還是內部改革呼聲，都難以在短期內實現社會變革。”劉宗義說。
（法蒂瑪和萊拉為化名女性，受訪者的個人資訊經過模糊處理）
實習生邱怡對此文亦有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