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為明清兩代首都，是全國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在明代呈現“海內舟車輻輳，筐篚走趨，巨賈所攜，故家之蓄，錯出其間，故特盛於他處”[1]的繁榮景象，足見北京在明代就是全國的書業中心之一圖書。在此基礎上，清代北京圖書市場又有新的發展，“九城之肆收九城之書，廠肆收九城之肆之書，更東達齊魯、西至秦晉、南極江浙閩粵楚蜀，於是舉國之書盡歸京市”，[2]由此造就了北京書業中心在全國的地位，也為以後民國書業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一、清前期的北京圖書市場
在清代前期，清政府在政治穩固後，大興文教，北京的圖書文化事業日趨繁榮，官刻、坊刻出版發達圖書。京師武英殿為宮廷刻書，質量較高。據民國陶湘（1871—1940年）《故宮殿本書庫現存目》一書統計，清代各朝殿本的總的種數和卷數分別為520種、52395卷。[3]據張秀民先生《中國印刷史》一書統計，北京共有書坊114家，主要集中於隆福寺和宣武門外琉璃廠兩處，而尤以琉璃廠居多。[4]
北京圖書市場需求方主要有三圖書。其一，國家纂修《四庫全書》購買。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清政府調集2000餘名文人學士赴京。繆荃孫《琉璃廠書肆後記》雲：“時四庫館開，文士雲集，四方書籍聚於輦下，為國朝極盛之時”。[5]根據編纂需要，四庫館文人學士到京師書肆大量購進經史類圖書以供考據，拉動了北京書業的需求。清陳康祺（1840—1890年）《郎潛紀聞初筆》卷三載：“午後歸寓，各以所校閱某書應考某典，詳列書目，至琉璃廠書肆訪查之。是時，江浙書賈，亦奔輳輦下，郵書海內，遍徵善本，書坊以五柳居、文萃堂為最”。[6]
其二，科舉考試需求圖書。清代人口快速增長，北京及周邊省份的學校及學生數量也增加較快。據光緒《大清會典事例》卷370至381《各省學額》項統計，直隸學校數量和學額數量分別為166所、2560名，均居全國之冠。全國各省學額彙總數為25312名，與清陸以湉《冷廬雜識》卷一所說的“今天下歲取生員二萬五千三百餘名”[7]基本相符。康有為曾在《請廢八股試帖楷法取士改用策論折》中提及，僅涉及童生人數，總計全國30年間就達300萬之多。在以科舉為教育中心的清代，在1905年廢除科舉考試前，北京每三年一次會試，參加科舉考試的各地舉子云集南城各省會館，人數最多時達萬餘人，購買所需的考試用書，形成了龐大的購買群體。
其三，藏書家購買圖書。北京的書肆植根於悠久的歷史文化積澱之中，京師藏書家眾多，對圖書的需求增大。清初，北京的藏書家數量較小，與南方藏書家相比相去甚遠。但隨著全國各地所印、所藏書籍逐步匯於此。從乾隆中期以後，北京的藏書家獨樹一幟，數量逐漸增多，影響較大。根據傅璇琮、謝灼華《中國藏書通史》所載，乾嘉年間北京的著名藏書家有程晉芳、黃叔琳、紀昀、翁方綱、玉棟和朱筠等人。[8]此外，還有一般王公、官吏也以藏書為尚，多藏書甚富。故此，北京圖書市場需求量較大，書商積極組織圖書貨源以滿足北京市場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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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圖書市場與清初整個京城商業格局密切相關，當時北京的商業、手工業主要服務於居民的日常生活，其形式是定期的燈市、集市和廟市圖書。作為商品品種之一的圖書也在集市上交易，由此形成的書肆隨著市場的變遷而遷移。
清初，北京書市主要集中在慈仁寺、隆福寺、琉璃廠等處，圖書貿易活躍圖書。位於南城廣安門內的慈仁寺建於明代成化年間，因原系遼金時古剎報國寺故址，因而也稱報國慈仁寺。當時有許多文人學士在此借住，如康熙七年（1668年）顧炎武就在此住過。都城隍廟會移至慈仁寺後，每月舉辦三次（初一、十五、廿五日）。廟會中百貨雜陳，書攤較多，為文人學士所稱道。清孔尚仁（1648—1718年）《燕臺雜興》雲：“彈鋏歸來抱膝吟，侯門今似海樣深。御車掃徑皆多事，只向慈仁寺裡尋”，一時廣為傳揚。清陳康祺《郎潛紀聞初筆》雲：“京師書攤，今設琉璃廠火神廟，謂之廟市。考康熙朝諸公，皆稱慈仁寺買書，且長年有書攤，不似今之廟市僅新春半月也。”[9]清初許多學者王士禛、朱彝尊、宋葷、丁耀亢等人在詩文中均多次提及到慈仁寺購書情況。如王士禛（1643—1711年）《居易錄》載：“二十五日，朝審畢，過慈仁寺，閱故書攤，買得《陶隱居集》三卷……”[10]王氏在《古夫於亭雜錄》中還載有一件趣事：“昔在京師，士人有數謁予，而不獲一見者，以告崑山徐尚書健庵（乾學）。徐笑謂之曰：‘此易爾，但值每月三、五日於慈仁寺書攤候之，必相見矣。’如其果然。”[11]可見王士禛長期到書攤購書，好友皆知，書攤前竟成他人拜謁之所。
康熙十八年（1679年），京師遭遇地震，慈仁寺書肆也遭受毀壞嚴重，日漸衰落圖書。圖書市場移至靠近修撰人員及進京趕考士子住處的隆福寺、琉璃廠一帶。隆福寺位於北京東城東四牌樓，每月初九、初十開張，廟會交易活躍。《京都竹枝詞》載：“東西兩廟貨真全，一日能消百萬錢”，詞中所說的“東西兩廟”分別指當時的東城隆福寺與西城的護國寺。隆福寺書攤眾多，書賈聚族而居。不久又在廟市基礎上逐步形成書店街，全街書店最多時達四五十家，一度與琉璃廠東西對峙。隆福寺街東口內路南的聚珍堂書坊用木活字排印了多種鼓詞小說之類的書籍，且兼發行，流傳甚廣，後因書業轉向琉璃廠而衰落。
北京琉璃廠書肆街在北京圖書市場最為著名，貿易繁盛圖書。元明時期這裡為琉璃廠。約在康熙後期，由於地理位置便利，全國各地的會館多建附近，官員、趕考舉子也常聚集於此，“舊時圖書館之制未行，文人有所需，無不求之廠肆；外省舉子，入都應試，亦趨之若鶩。蓋所謂琉璃廠者，已隱然為文化之中心，其他不特著聞於首都，亦且馳譽於全國也”。[12]由此四方之書聚散於此，至乾隆年間達到極盛，發展成了人文薈萃的文化街市。乾隆己丑年（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李文藻因謁選至京師，寓百順衚衕，居京師5個多月，閒暇則到琉璃廠觀書，後追憶著有《琉璃廠書肆記》。
李文藻在琉璃廠購買的圖書主要有兩類，一是抄本圖書。如《宋通鑑長篇紀事本末》《蘆蒲筆記》《寓簡》《乾坤清氣集》《滏水集》《呂敬夫詩集》《段氏二妙集》《禮學彙編》等；二是刻本。如《長安志》《雞肋集》《胡云峰集》《黃稼翁集》《唐眉山集》《毛詩要義》《樓攻·文集》等。
此外，還有許多學者到琉璃廠訪求圖籍，藏書家們也來琉璃廠購買古舊書，流連忘返，嘉慶年間潘際雲《清芬堂集·琉璃廠》詩云:“細雨無塵駕小車，廠橋東畔晚行徐圖書。奚童私向輿夫語：‘莫典春衣又買書’”。[14]當時江浙一帶的書賈也紛紛攜運珍貴書籍前來北京琉璃廠一帶開店設攤，出現了“南書北運”的現象，生意也日漸興隆。乾隆時100卷的《四庫全書》預修訂歷時10年，調整修改了7年，耗時凡17年。在此期間，琉璃廠一直呈衣冠幢幢、車馬蓋蓋的繁榮景象。清方朔《枕經堂詩鈔》卷七曾描述：“都門當歲首，街衢多寂靜，惟有琉璃廠門外二里長，終朝車馬時馳騁。廠東門，秦碑漢帖如雲屯，廠西門，書籍箋素家家新。”[15]
二、晚清時期的北京圖書市場
晚清時期，對圖書需求方除了上文提及的國家購置、舉子所需及藏書家購買外，圖書館、外國人的購買也成為北京圖書市場的需求力量圖書。同時，近代新式鉛、石印技術在京應用，既降低了生產成本、提高了圖書產量，又增加了圖書品種、豐富了圖書內容，能夠滿足市場的需求，對北京書業的發展起到直接推動作用。隨著西學東漸，西學書籍在市場上成為暢銷品種，新書業興起，西方文化也隨著西學書籍的流佈而傳入晚清中國，更新了國民的思想觀念，影響和推動了社會的變革。
1.晚清北京古舊書業
所謂古舊書主要指使用傳統雕版印刷技術刻印、內容與中國舊學相聯絡的圖書圖書。經營此行業，稱之為古舊書業。北京的古舊書業集中在琉璃廠和隆福寺書店街。在經歷咸豐十年（1860年）英法聯軍攻入北京大肆掠奪後，琉璃廠古舊書業漸趨蕭條。甲午戰爭以後，廢科舉，興學校，談新學之風日盛，新書業應運而生。“善本舊書除一二朝士好古者稍稍購置外，餘幾無人過問。”[16]但廠橋東仍是圖書集中之地。
同治年間，社會形勢趨於穩定，至光緒初年，“士夫以風雅相尚，書乃大貴”圖書。後李鴻章延聘學者纂修《畿輔通志》和《順天府志》需收集相關書籍；再者，張之洞《書目答問》刊行後，學者士人到各書肆按所列目錄購買圖書，此外，翁同龢、潘祖蔭、王懿榮等人提倡國學，士大夫受此影響購買國學類圖書，“於是紙貴洛陽，聲蜚日下，士夫蹤跡半在海王村矣。”[17]這些都刺激和推動了北京書業的發展。
民國元年（1911年），藏書家繆荃孫記有北京琉璃廠購書往事，自同治丁卯（1867年）至宣統庚午（1910年），著《琉璃廠書肆後記》，記有書肆31家，其中琉璃廠書肆27家，隆福寺書街書肆4家圖書。[18]
王鍾翰《北京書肆記》載：“當時雖肆巨，每傢俱有書攤，凡尋常及缺頁之書，以廉價供人選擇，佳籍則什襲珍之圖書。”[19]近代新式書局也在琉璃廠開設店鋪，如商務印書館、錦章書局等。此外，還有刻字鋪、法帖鋪、書畫鋪等。春節期間，廠甸書市依然紅火。
同治、光緒年間，隆福寺廟會書市也重新出現，各種古舊書籍、碑帖畫卷與日用百貨，紛然雜陳圖書。隆福寺街也出現了一個小小的書店群。如表中王氏三槐堂、喬氏同立堂、劉氏聚珍堂（原名天繪閣）、寶書堂。其中以聚珍堂較有名，活字刊印《濟公傳》《兒女英雄傳》《三俠五義》等小說，銷行甚廣。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後，至宣統年間，多家書肆在隆福寺街開張營業，如文奎堂、帶經堂、文元堂、鏡古堂、明經堂、問經堂等，其中經營規模較大的為文奎堂與帶經堂，其餘如聚珍堂、寶書堂圖書。隆福寺街書肆中除有坐商外，仍有逢廟會在此設攤賣書的行賈。故此，隆福寺街書業成為了僅次於琉璃廠的京城第二圖書市場。[20]
四年後秋，繆荃孫重返京師，“時時閱廠，舊肆存者寥寥晨星，有沒世者，有歇業者，有易主者，而繼起者亦甚眾”，為“志今昔之感”，繆荃孫復作“附錄”，錄所見書肆39家圖書。[21]
這些書肆名稱中除了傳統“堂”“閣”“齋”等外，出現了冠以“書局”的店名，頗具有時代特色圖書。
北京舊書業除了琉璃廠和隆福寺外，據繆荃孫《琉璃廠書肆後記》載，正陽門外打磨廠也有書店、書攤，其友盛伯希常到打磨廠興隆店買書，尤其是曉市更為熱鬧，“外來書賈貨車粹焉，五更開市，各書陳列於地，論堆估價，廠友悉趨之圖書。”[22]此外，擺攤售書的地方還有內城的東、西曉市、廊坊頭條勸業場及地安門西火神廟等，不過規模與琉璃廠和隆福寺相比較小。
2.晚清時期北京的新書業
所謂新書，與前文古舊書相對而言，通常指採用近代印刷技術刊印、內容主要為近現代文化、科學知識的圖書，經營新書的行業稱為新書業圖書。
琉璃廠與其他地方的書店也爭相銷售新學書籍，也出現一些專營新書的書店，或一個書店同時銷售舊書和新書，出現“書肆數十家，連亙望，新舊雜糅”，古舊書店與新書店共處市場經營的局面圖書。士夫學子雖然對所謂西學尚未確切認知，但是趨赴之心卻是空前熱烈，爭購如恐不及。孫殿起的《琉璃廠小志》載：“京師書賈亦向滬瀆捆載新籍以來；海王村各書肆，凡譯本之書無不盈箱插架，思得善價而沽。”[23]同時，上海新興書業書局也在京師設立分局，如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掃葉山房、會文堂、點石齋、錦章書局等，採用較為現代的經營方式銷售圖書，新書業日趨興隆。
西學書籍也由各種渠道流入學塾，1905年清政府廢除科舉制度後，北京得風氣之先，成為發展高等教育的表率圖書。1907～1909年，北京高等學校有京師大學堂、譯學館、法政學堂、八旗高等學堂、滿蒙文高等學堂、順天高等學堂、優級師範學堂7所，總計教員145～177人之間（其中外國人22～27人），學生在1478～2122人之間，數量呈逐年增加態勢。[24]學生競相購買諸如《原富》《天演論》《法意》等書刊，學堂也就成為傳播這些新式讀物、西方文化思想的主要場所。西方思想文化中的自由、民主、平等、自尊、自治、公德等隨著閱讀大眾媒介的圖書傳遍讀書人的腦際，進而又推動了人際傳播、群體傳播和大眾傳播。
三、維護書市繁榮的北京書業行會
北京圖書市場繁榮成熟的重要標誌之一，是書業同行成立了書業行會圖書。北京書業行會組織出現較早，至晚清時期已趨於成熟。書業同業行會主要是為維護書業同行利益，化解同行之間的糾紛，資助暫時貧困的同行等。後來書業行會的權力加大，如其工作之一是幫助政府辦理稅務，另據書業經營的需要，做維護版權之事。如遇有侵犯“版權”者，業中人無需辦理任何手續，即前去抄沒。據孫殿起《琉璃廠小志》載，清咸豐年間（1851～1861年），江西省書賈先在東琉璃廠路北火神廟內建立文昌館，排斥其他省份書賈參與。於是，在同治初年，又由河北省人徐志沺、劉清淮等人在宣武門外沙土園火神廟內建北直文昌館。
同治三年（1864年）刊行的《都門彙纂》中載，“會館各行”之部有“文昌館在琉璃廠沙土園內路西”以及“書行成立，以為酹神議事之所”等記載圖書。此為北京書業公會的前身。光緒三十年（1904年）十一月廿一日，北京書業商會經有關部門批准正式成立，建機構，設正副董事。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七月所立的文昌會館碑文，其內容如下：“北京舊有書行，向分南北之域，南人極多，北人甚少。每逢開會，諸多不睦。於是北人徐志沺、劉清淮、魏顯泰者，始創其端，廣為籌劃，特恐大廈之成，非一木所能支，遂糾集各鋪夥友等，合夥湊錢，於同治三年（1864年），置買沙土園路西火神廟一座，在其內添建北直文昌會館，名為公會之地。然廟內住持不敢顯然將廟賣於外人，而徐志沺者，銳意為公，甘改其姓，僅名志沺，為僧多年終其身”[24]。
北京書業行會得到清政府的認可，有時還為政府辦理稅務等業務，對促進北京圖書市場的穩定、繁榮發揮了重要作用圖書。民國二十年（1931年），北京書業商會在社會局備案註冊，名為“書業同業公會”。
四、結語
清代北京圖書市場及變遷是當時政治、經濟、文化等綜合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也折射出清一代社會的變化圖書。圖書市場由清初依託於定期的、分散的廟會、燈市、集市發展成為晚清常年營業的、集中的書店文化街；其發展也與清代各個時期文化思潮的演變密不可分，圖書市場中經營的圖書品種由單一的經史類圖書發展成古舊書籍和西學書籍並存。晚清時期，西方文化藉助於屬大眾媒介的圖書在北京，乃至全國快速傳播，推動了社會的變革。歷史經驗也為當代文化建設提供了啟示，文化市場有其內在的規律性，政府管理應尊重經濟規律，加以積極引導；同時要發揮行業組織的積極作用，與政府形成“合作伙伴”關係，形成一種良性社會管理結構體制；在全媒體時代，如何更好保護以古舊書業為主要載體的中國傳統文化和正確應對當今西方文化思潮的傳播，這是很值得我們認真思考和直面的問題。(孫文傑)
註釋圖書：
[1]（清）葉德輝.書林清話：附書林餘話[M].揚州：廣陵書社圖書，2007：209.
[2][19]王鍾翰.北京書肆記[C]//張靜廬.中國現代出版史料(甲編).北京:中華書局,1954:381,380.
[3]（民國）陶湘.故宮殿本書庫現存目[M].北京：故宮博物院圖書，民國二十二年(1933)本.
[4]張秀民.中國印刷史（插圖增訂版）[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圖書，2006：392-393.
[5][18][21][22]繆荃孫.琉璃廠書肆後記 [A].//張靜廬.中國現代出版史料（甲編）[M].北京：中華書局圖書，1954：375-378.
[6][9]（清) 陳康祺.郎潛紀聞初筆二筆三筆[M].北京：中華書局圖書，1984：12，551.
[7]（清）陸以湉.冷廬雜識[M].北京：中華書局圖書，1984：128.
[8]傅璇琮圖書，謝灼華.中國藏書通史 [M].寧波:寧波出版社，2001:852-854.
[10]（清）王士禛.居易錄[M].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1]（清）王士禛.古夫於亭雜錄[M].北京：中華書局圖書，1988：301.
[12][14]孫殿起.琉璃廠小志[M].北京：北京出版社圖書，1962：1，12.
[13]（清）李文藻.琉璃廠書肆記[C]//張靜廬.中國現代出版史料(甲編).北京:中華書局,1954:372-374.
[15]（清）方朔.枕經堂詩鈔[M].清道光年間刻本.
[16]雲間顛公.嫩窩筆記[C]//孫殿起.琉璃廠小志[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圖書，1982：38.
[17]震鈞.天咫偶聞[Z].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圖書，1982：163.
[20]於麗萍.20世紀上半葉的北京書業發展[J].首都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圖書，2003:104.
[23]雲間顛公.嫩窩筆記[A]//孫殿起.琉璃廠小志[Z].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圖書，1982：38.
[24]學部總務司編.《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分第一次教育統計圖表》《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分第二次教育統計圖表》《宣統元年（1909年）分第三次教育統計圖表》圖書。
[25]北京出版史志編輯部.北京出版史志（第二輯）[M].北京：北京出版社圖書，1994：209-2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