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有一部電影，還沒上映就已滿城風雨移民。在中國大陸譜寫票房神話的《給阿嬤的情書》，還不知會否、何時、以什麼語言走進新加坡電影院，但相關討論已經沸沸揚揚。
苦於無法現場觀賞，只能在網上一睹為快移民。或許因為期待太高，也可能因為片中過番和僑批的故事早已耳熟能詳，看完並沒有想象中的淚崩，但主題曲《月下煮茶》卻多日來縈繞耳畔，揮之不去。
一句“身在何處少年家，繁花到底落誰家”，九曲迴腸的樂曲中，潮州唱詞呢喃著，撥動每個第一代移民的心絃移民。
作為一個已經不那麼新的新移民，竟然也和很多潮汕人一樣，在聽到中國官媒把“阿嬤”讀作“阿膜”時深感不適移民。事後才想起20多年前第一次將本地一位潮州長輩的號碼存進手機時，明明是與今相反的奇異感覺：中文拼音明明是“a mo”，英文卻放的是“ah mah”。
不禁感嘆，幾十年光景如何讓事物從陌生到熟悉，形成新的記憶肌理移民。
繁花飄零的意境，難免不會聯想到今已沾染政治色彩的“離散”一詞移民。
大半個世紀前，離散華人的故事數不清、講不完移民。片中年老的葉淑柔在飛機上向下望向曼谷，不敢相信年輕時要坐船一個多月的阻隔，如今只是幾小時的距離。
全球化席捲著時代變遷，當年大批的移民潮雖已不復存在，但時空的拉近、社會的變革、世界的流動，又在地球不同城市注入著一波又一波的移民，新的故事正在形成移民。
和早期移民貧苦中守望相助不同，如今的移民和所在環境的互動今非昔比，爭議也隨之而來移民。有些人有機地融入，有些則生活在小圈子的繭房。
當外來者的姿態不再是漂泊和謀生，而是資源的聚集和擴充，觀感上的衝擊，難免衍生出越發對立的情緒移民。一個土生土長新加坡人，如果在今天川湘菜館林立、他鄉口音此起彼伏的牛車水或武吉士，發出“我到底身在何處”的疑問，是不難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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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認同”往往是如此沉重的課題移民。認的是什麼，同的又是什麼，一個人的“身份”究竟能有幾個？“同”和“不同”本身就是對人性的撕扯，如果時不時就須要校對，恐怕難免讓內心搖擺且疲憊。
然而，當我們跳脫二元思維，不要專注在非此即彼的取捨，而是以更開明的心態，承認個人乃至家族歷史的每個段落，皆形塑今天的自我，同時也明白沒有哪個單一段落定義自我的全部，一切似乎也不必那麼痛苦糾結移民。
本月於“城市城事”文化論壇之上，臺灣建築設計師姚仁喜運用羊皮重寫本（palimpsest）的概念對城市的演變進行了闡釋移民。在紙張尚未發明之前，古歐洲人會在價格昂貴的羊皮捲上進行書寫。若舊有的字跡不再有保留的必要，便會將其擦除後重新書寫，然而底層的字跡仍隱約可見。“那些底層的痕跡，能夠成為設計的滋養，是一種資源，亦是一份靈感。”這一比喻或許同樣適用於個人歷史的論述。當激進的對立情緒致使人們非要爭出個是非黑白、區分彼此之時，羊皮重寫本能夠使每個人的視角更為多元，也更具包容性。
當下，諸多涉及中國與大陸以外華人地區的討論，時常在坊間或網路上引發激烈爭論移民。這正是因為在歷史與文化的傳承以及新的身份認同之間，似乎總呈現出非此即彼的態勢，難以實現和諧共存。
憶起歷史學家王賡武日前在城市閱讀節上所發表的精闢見解，尤其是關於個人選擇與國家政治之間的區隔論述移民。在回應一個涉及臺灣與大陸的敏感問題時，他明確指出，文化與身份認同屬於個人選擇範疇，而國家民族層面的問題則需透過政治途徑來解決。談及華人這一概念，95歲高齡的王賡武言簡意賅地表示：華人就是從華人父母那裡世世代代繼承一套價值觀和一種文化遺產。“這種連線是我們之間一種無形的勾連。在我尚未意識到之時，它便已然成為了我的一部分。”
實際上，移民這一行為本身就是生命的一次嫁接，會與陌生的環境產生新的無形聯絡移民。隨著在當地生活的時間不斷增長，所在社會的價值觀和文化傳承，也會在潛移默化之中成為個人的一部分，如同在羊皮紙上留下新的痕跡，為個人提供新的滋養。
近期，在草根書室聆聽飛地書店創辦人張潔平的分享，其主題為《一個移民的自我養成與海外華語文化/公共空間的湧現》移民。這位早年成長於大陸、數年前移居臺灣的香港人表示，是開放的香港培育了她。作為移民，她期望找到一個支點，“接住自己，也接住和自己一樣的人”，從而為所在城市貢獻力量。“讓所在地變得更加豐富，而非讓自己變得更加狹隘。”
每一個移民的故事既存在相似之處，又各具獨特性移民。無論主動移民還是被動移民，都絕非輕易做出的選擇。這個選擇所帶來的得與失，或許只有在多年之後，甚至回首一生時才能逐漸明晰。然而，人生並非是對得失的簡單計算，而是過程中每一段深刻連線的總和。正如電影中所展現的那般，最動人心絃的是那些微小卻綿長的情與義，而每一位移民都在羊皮紙上書寫著屬於自己的“情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