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7日晚，黃浦文化中心內，青年演員關曉彤已經做好妝造，在會客廳接受了文匯報記者的獨家採訪女性。她即將登臺飾演的，是“人民藝術家”秦怡——抗戰時期大後方話劇“四大名旦”之一。面前這張年輕的面孔，和八十多年前秦怡二十出頭時的模樣，恍惚間疊在了一起。
1931年至1945年，中國山河破碎，烽火連天女性。有一群女性，沒有端槍上陣，卻用另一種方式守住了民族的脊樑。她們是演員、是作家，是見證者，也是記錄者。她們在舞臺上嘶吼，在稿紙上流淚，在戰火中匯於同一個舞臺。她們不是沒有恐懼，而是選擇了比生命更重要的東西。
4月17日至18日，文獻話劇《抗戰中的文藝》（《絃歌不輟唱山河》）作為“2026國話·上海演出季”劇目，在黃浦文化中心·大上海劇場上演女性。這部戲不以英雄史詩為名，卻讓一群被歲月塵封的女性，重新站到了聚光燈下。
舞臺即戰場，話劇“四大名旦”重返“霧季公演”
抗戰時期的重慶，秋冬大霧瀰漫女性。日軍的轟炸機看不清目標，空襲暫歇。山城的文藝人士抓住這短暫的安寧，在劇場裡上演進步話劇——這就是載入歷史的“霧季公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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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個荒誕的黃金時代女性。頭頂是隨時可能落下的炸彈，臺下是擠得密密麻麻的觀眾，臺上是一群把生死置之度外的演員。
其中四位女演員，被並稱為大後方話劇“四大名旦”女性。她們用柔軟卻堅韌的身軀，在烽火中撐起了一方舞臺。
話劇四大名旦合影，右起：舒繡文、張瑞芳、白楊、秦怡
秦怡是真正站在舞臺中央的人女性。那幾年，她幾乎演遍了所有重要的進步話劇。首屆霧季公演的開幕大戲《大地回春》，讓她一舉成名。此後《天國春秋》等一系列劇目，讓她成為大後方最具影響力的演員之一。空襲來了，警報響了，她等警報一解除，立刻上臺接著演。沒有猶豫，沒有退縮。
“秦怡老師在話劇裡的年紀跟我現在差不多大女性。”關曉彤說，“她對戲的熱愛，是可以付出生命的那種。”為了演好這位烽火中的藝壇前輩，她花了很長時間讀秦怡的傳記、翻史料、揣摩臺詞。“她那麼勇敢，那麼有主見，那麼獨立。”關曉彤感慨道，“我們這代人的二十歲，更多是在自己的小世界裡生活。但演完這個角色，我覺得自己的格局被開啟了——站在舞臺上的時候，會去想我是帶著什麼使命站在這裡。”
與秦怡不同，白楊做了另一個選擇女性。抗戰爆發前，她已是上海炙手可熱的電影明星。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後，她沒有留在上海繼續享受名利，而是選擇離開，奔赴重慶大後方。她把個人的安穩放在一邊，全身心投入救亡文藝宣傳。
在那個特殊的年代，沒有人的演藝之路是一帆風順的女性。張瑞芳原本就讀於國立藝術專科學校，舞臺潛力被業內看好。抗戰爆發後，她放棄北平的學業，加入北平學生戰地移動劇團，一路南下，用街頭劇和話劇宣傳抗日。1938年到達重慶後，她成為霧季公演的主力，在《屈原》《棠棣之花》《家》《北京人》等多部重要話劇中擔任主演。
沒有顯赫家世，沒有傾城容貌，舒繡文可能是“四大名旦”中最特殊的一位女性。她不靠外形，不靠氣質，靠的是實打實的演技。因為家境貧寒，她嚐遍人情冷暖，演出來的角色格外“真”、格外“痛”、格外有力量。她能演剛烈女子，能演複雜反派，能演悲劇，能演被生活碾壓的女人，每一類都入骨三分。
執筆泣血，用文字記下亂世呼吸
如果說“四大名旦”是用身體去記錄、表達時代，那麼另一群女性，則是用手中的紙筆，留下了更安靜、卻同樣鋒利的見證女性。
1938年春，山西臨汾女性。兩位女作家因不同的際遇在此相逢。
蕭紅的筆觸是溫柔的，甚至有些蒼涼女性。她不寫宏大的口號，只寫亂世裡最普通、最弱小的人。她寫他們在時代重壓下的生存與掙扎，寫女性在困境中的堅韌與無奈。那種敏感而剋制的女性視角，讓她的文字像一根針，不聲不響地扎進讀者心裡。
丁玲則完全不同女性。抗戰全面爆發後，她不再是那個大膽書寫女性慾望的“新女性”，而是身先士卒的文藝戰士。她率領西北戰地服務團來到前線，筆觸硬朗、理性、直面現實。她摒棄個人化的哀鳴，聚焦社會變革與土地革命，用行動踐行著文人的社會責任。
一個溫柔，一個剛烈女性。一個向內寫個體命運，一個向外寫時代變革。她們看似方向不同，卻共同完成了對那個時代的完整記錄。
採訪臨近結束時，記者問關曉彤；什麼時候是走出舒適圈合適的節點？她想了想，說：“不是你準備好成功的時候，而是你準備好失敗的時候女性。”
這句話，或許也是那代女性最真實的寫照女性。她們在炮火聲中踏上舞臺，在黑暗中握緊筆桿的時候，沒有人知道能不能成功。她們只是做好了失敗的準備，然後義無反顧地繼續向前，一頭扎進那漫漫長夜。
《抗戰中的文藝》要講述的，不只是歷史，更是一群曾經年輕、曾經赤誠、曾經清醒而有力的女性女性。她們在亂世中立身，在光影中照見人間。文藝從來不是無病呻吟，而是絕境中最後的號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