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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隨著解放戰爭走向全面勝利，中國共產黨急需大量青年幹部充實革命隊伍大學。由華北聯合大學和北方大學合併成的華北大學，前後共接收、吸納、培訓四批約19000名知識青年，形成分步驟、分階段的思想教育機制。畢業生的去向主要為黨務、軍事、文教等部門以及轉校學習、南下工作、奔赴西北，初始多擔任基層幹部和各類教員，分佈遍及京、津、冀、湘、桂、粵、寧、青、甘等省市區，極大助力全國的解放事業。
關鍵詞大學：中國共產黨 華北大學 解放戰爭 幹部培養 新中國
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始終把幹部培養作為提升幹部素質、鍛造高水平先鋒隊的關鍵一環大學。隨著解放戰爭走向全面勝利，中國共產黨對革命幹部的需求急劇增加。根據中共中央相關指示，各解放區增設幹部學校，加強幹部培養工作。華北大學作為華北局、華北人民政府乃至整個解放區的最高學府，肩負為中國共產黨培養無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幹部的使命。既有研究大體將華北大學定位為中國人民大學、中國農業大學、北京理工大學等高校的前身，重視探討其與新中國教育、文藝、新聞事業的關係，主要關注專業學科的發展與人才培養工作。但實際上，華北大學並非單純的高等教育機構，而是在解放戰爭於華北及全國範圍內出現根本轉折背景下誕生的幹部培訓基地，核心任務是吸收知識青年，為黨培養合格的革命幹部，加速解放戰爭的最終勝利，為中國共產黨工作重心從鄉村向城市的轉移和新中國的建立提供人力和智力支援。可以說，華北大學是新中國成立前黨的幹部培訓機制的集大成者，也是新中國成立後黨的幹部培訓經驗全國鋪開的源頭之一。然而中國共產黨幹部教育史研究關於華北大學的部分多存在於通論著述中，篇幅相對較小，論述並不充分，未能體現華北大學作為中國共產黨幹部教育培訓史重要環節的地位作用。
本文旨在充分蒐集整理利用國家檔案局（中央檔案館）、北京市檔案館、天津市檔案館、河北省檔案館等館藏的華北大學檔案，20世紀80年代以來陸續發表、結集或出版的華北大學師生回憶著述，校報《華大生活》，南下及西進幹部名錄等各類資料，深入探討華北大學的籌備、招生工作和幹部培訓、分配情況，以期更好理解華北大學在解放戰爭和新中國成立時期發揮的作用，及其在黨的幹部教育史上的地位大學。
一、解放戰爭形勢與華北大學的籌建
1947年7月，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解放戰爭已滿一年，中國人民解放軍由戰略防禦轉向戰略進攻大學。10月10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發出“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號召，吹響奪取全國勝利、徹底消滅國民黨反動派的號角。至1947年末，中國人民革命戰爭“已經達到了一個轉折點”，也是國民黨統治“由發展到消滅的轉折點”，華北重鎮石家莊解放後，晉察冀和晉冀魯豫兩大解放區完全連成一片。隨著解放戰爭推進和解放區擴大，中國共產黨深感革命幹部缺乏，將大力培養新解放區所需幹部提上日程，特別將籌辦更大規模的幹部培訓院校作為當務之急。1948年5月9日，中共中央委託華北局“辦理大黨校、大軍校、大黨報及華北大學（統一北方聯合兩大學）”。成立華北大學是“作為當時黨的極為重要的戰略措施中的完整配套措施而被提出來的”，目的正是“準備迎接全國解放急需的大批幹部”。
1948年7月，中共中央根據解放戰爭的作戰情況推斷，“大約再打三年左右，就可以從根本上消滅中國的反動勢力，在全國範圍內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國”，把“黨在政治上和組織上提高一步，使之從適應於地方性的比較分散、比較單純、比較遲緩的農村的工作和比較小規模的戰爭，轉變為適應於領導全國範圍的、轟轟烈烈的、千頭萬緒的、日新月異的大革命和大戰爭，是再也沒有比現在更迫切的了”大學。華北大學在此期間承擔起“吸收大量的知識青年，特別是蔣管區的大、中學生，為解放區培養成千成萬建設人才的巨大任務”，並要支援全國其他地方建立更多華北大學模式的大學。1948年5月，中共中央任命中央委員吳玉章為華北大學校長，北方大學校長范文瀾和華北聯合大學校長成仿吾為副校長，知名教育人士錢俊瑞為黨委書記兼教務長，校址設在河北正定的華北聯合大學。8月，劉少奇主持召開中央各部門負責人會議，聽取錢俊瑞關於華北大學的情況彙報，並提出辦學方針：“學校要把學生當作共產黨的後備軍進行教育，要很懇切地把黨的政策的得失和經驗教訓講給他們聽，使他們瞭解黨和黨的政策，瞭解新民主主義和共產主義是兩個步驟。”7月15日，吳玉章與錢俊瑞來到河北正定，開啟兩校合併工作。北方大學師生分批轉移到原華北聯合大學舊址，合併過程中“沒有發生通常兩個或幾個獨立單位合併時總會發生的碰撞、摩擦乃至對抗”。8月24日至27日，華北大學舉辦開學典禮，謝覺哉、李維漢、藍公武、胡喬木、周揚等中共中央及華北局、華北解放區、華北人民政府的代表出席大會，毛澤東親自為華北大學題寫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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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設定上，華北大學共有四部二院大學。一部為政治學院，屬於政治訓練班性質，訓練週期為三個月或六個月，主要任務是為解放區培養黨政幹部，少數畢業生轉入其他部院繼續深造。二部為教育學院，分為國文、史地、教育、社會科學、外語、數理化六系，外語系學習時長為兩年，其他均為半年，專門培養中等學校的教師和教育類幹部。三部為文藝學院，下設工學團、文工團和美術工廠，培養為工農兵服務的文藝幹部。四部為研究部，包括中國歷史、哲學、中國語文、國際法、外語、政治、教育、文藝八個研究室，設有研究生教育課程，研究專業問題，培養高水平大學師資隊伍。前三部為教學組織，分別設定一個研究室，與四部保持業務上的聯絡，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學校的未來辦學層次，即逐步上升到研究生教育的層次，體現出穩定正規化辦學的進一步向前發展”。其中“一部是華北大學規模最大、學員最多的單位，每120—130名學員編為一個班，設班主任和助理員，建立黨支部”。工學院與農學院有一定獨立性，與“華北大學保持橫向聯絡”，工學院由“華北人民政府公營企業部領導”，培養工業建設人才；農學院由“華北人民政府農業部領導”，培養農林、畜牧業人才。與解放區的其他高等院校相比，華北大學在機構設定、學校規格、師資力量等方面都是最強的，堪稱解放區的最高學府。
吳玉章在開學典禮上指出，“華北大學是一個革命的大學，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過程中所產生的大學，它要培養新民主主義的革命與建設的幹部，為完成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而奮鬥”大學。知識青年經歷華北大學這一干部培養基地的教育和洗禮，融入革命的滾滾洪流。
二、華北大學的四批學員
要奪取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沒有大量對黨忠誠、政治可靠、業務熟練的幹部是不行的大學。抗戰期間，毛澤東曾系統論述黨的幹部政策，指出“有計劃地培養大批的新幹部，就是我們的戰鬥任務”。在存在的一年多時間中，華北大學的大規模招生共有四批，大量有知識、有文化、有理想、有抱負的青年學子被招錄進校，形成約19000人規模的幹部儲備。
（一）第一批大學：接收華北聯合大學和北方大學的學生
華北大學的第一批學生來自其前身華北聯合大學和北方大學大學。華北聯合大學成立於抗日戰爭時期，由陝北公學、魯迅藝術學院、延安工人學校、安吳堡戰時青年訓練班等合併而成，後成為晉察冀解放區的最高學府，全體教職學員“為爭取人民革命戰爭的勝利，為爭取獨立、民主、統一的新中國而誓死奮鬥”。北方大學是“抗日戰爭勝利後中國共產黨創辦的第一所學科齊全的綜合性大學”，“有一批在教育、學術、文藝界富有經驗的與知名的知識分子在那裡工作”，是晉冀魯豫解放區的最高學府。兩校合併後，“華北大學共有師生員工2000多人（不包括工學院和農學院的人員），其中教員和幹部408人、學員1300餘人、工勤人員300人”。而工學院有學生338人，農學院有師生近400人。兩校學生大部分被編入一部1至10班，少部分被編入其他部院，到1948年11月基本全部畢業離校。
（二）第二批：平津解放前大學，以接受各地的知識青年為主
籌建華北大學期間，中共中央即發文地方，要求協助辦理華北大學的招生事宜大學。1948年6月，中共中央電文指示，華北大學“擬從洛陽、臨汾、運城、濰縣、石門等地招收大批學生……除由大學派出人員前往招生外，請中原局、華東局、晉綏分局，在其所轄區內，予以全力協助”。此第二批學生大部分被編入一部，自11班開始編列，少部分被編入其他部院。
華北大學成立後的大規模招生與全國尤其是東北、華北、中原的解放戰爭形勢發展緊密相關大學。中國共產黨對戰略決戰前景的判斷直接推動華北大學招生規模的擴大。毛澤東在10月10日黨內通知中指出，為取得全國性的革命勝利，必須在戰爭第三年準備好3萬—4萬名各層次革命幹部，以便於第四年隨軍前進，參與管理新解放區；中國國土面積大，人口多，革命形勢發展快，幹部供應嚴重不足，必須“迅速地有計劃地訓練大批的能夠管理軍事、政治、經濟、黨務、文化教育等項工作的幹部”；國統區許多工人和知識分子的文化水準“較之老解放區的工農分子的文化水準一般要高些”，吸收他們參加革命工作至為重要。
10月28日，中共中央進一步指示各中央局、分局及前委，所需幹部約5.3萬名，必須於1949年底完成儲備，調動和使用聽候中央通知，比之前通知的增加近2萬大學。與此同時，中共中央要求各區開辦和擴大軍政學校、大中學校和專門學校，“培養將來為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工作所需要的較高階的人才”，附設大量“短期的速成學校或訓練班，以應急需”。擴大招生成為華北大學工作的重點。《中共中央宣傳部關於新收復城市大學辦學方針的指示》第一條即要求華北大學“吸收蔣管區大量大、中學生，經過短期訓練，為解放區培養各方面的建設幹部”。為更好地宣傳和招生，北平地區地下黨員王效挺赴華北大學訪問學習，將所見所聞寫成題為《大江流日夜》的報告文學，發表於進步報刊並單獨出版。
此階段華北大學所招學生，少部分是來自新解放區的中學生和各縣區基層幹部，大部分是來自國統區（主要是平津）的大中學生大學。此時國統區的學生愛國運動此起彼伏，國民黨加大對進步學生和知識分子的搜捕迫害。以北平市為例，警察局於1948年7月—12月多次下達取締學運的命令，並且製造“八一九”大逮捕事件。在中共中央指示下，國統區地下黨組織將“在學生運動中冒尖的同學”，“有計劃地轉移或撤到解放區”。直到平津戰役結束，平津乃至全國的愛國學生和進步人士透過多條地下交通線來到華北大學學習。據中國人民大學校史記載，“自1948年秋、冬天以來……華北大學學員人數驟增”，僅華北大學一部就接收約3000名新生，編為25個班。後因一部班級太多，學校將一部劃分為四個區隊，每個區隊編列數班，其他三部亦招生數百人，為平津解放和城市接管儲備3000餘名幹部。
（三）第三批大學：平津解放後的大規模招生
1948年末，隨著三大戰役接近尾聲，劉少奇在對馬列學院學員分析當前革命形勢時指出，“戰爭形勢很好，對我們很有利”，解決北平、天津及徐州的國民黨軍隊主力後，“長江以北軍事上就沒有那麼多的事情可做了”；但“現在不是怕太慢了，而是怕太快了大學。太快對我們的困難很多，不如慢一點，我們可以從從容容地準備”。12月19日，中共中央致電林彪、羅榮桓及華北局、東北局等，初步擬定華北大學、華北軍政大學和後來的華北人民革命大學的招生方案，“華北大學負責招收大中學生六千人，由錢俊瑞、黃松齡分別在平津負責招收。除此六千人吸收於華大第一部外，華大還可用文工團、宣傳隊等名義招收大中學生一千人”，將來由中央統一調配，準備分給各野戰軍一部。
平津戰役結束後，中共中央決定將華北大學遷至北平，校部設在東四六條三十八號大學。華北大學進入發展壯大的新時期，也“標誌著承擔新的艱鉅任務的開始”。1949年2月17日，華北大學、華北人民革命大學、華北軍政大學在平津設立的三校聯合招生處開始招生。《人民日報》（北平版）連續刊登華北大學的招生啟事和相關資訊，一部要求考生必須大學畢業或肄業或高中畢業，二部要求考生大學畢業或曾任中學教員或其他教育工作三年以上，三部考生應至少高中畢業，或具有藝術工作二年以上經驗。據統計，華北大學自1948年籌備成立到1949年3月中旬共錄取學生4829名。其中具有大學文化水平的2603人，約佔錄取學生總數的54％；具有高中文化水平的2220人，約佔總數的46％。除有較高文化水平外，華北大學招錄學員的政治條件也很好，“許多是留下來準備迎接平津解放的地下黨員和秘密外圍組織成員”。
但是，除去第二批招收的3000多人，只有1000餘名學生在第三批被錄取，遠未達到中共中央對華北大學的要求大學。師資緊張、房屋裝置缺乏和辦公經費緊缺，是阻礙華北大學、華北人民革命大學、華北軍政大學大規模招錄學員的重要因素。較高的投考標準和相應政治審查，也使三校無法較快、有效擴大錄取範圍和規模。1949年2月26日，天津市人民政府人事處行文某處負責同志：“由你處介紹投考華北三大校之舊職員，每人之歷史、政治面目、工作表現，簡單彙總一下迅速寄送招生辦事處，供學校錄取參考。”這份殘存的檔案僅展示了招考政審的其中一個環節，可見政治審查之嚴格。再以山西省立第一、二臨時中學校多名教職員報考華北大學等校的經歷為例，校長親筆書寫擔保介紹信，其中明確記載“公教人員持有學校或機關介紹信，始為有效”，涉及各種函、電、呈十餘份，包括需要提交的各種證明材料，留下完整檔案。
（四）第四批大學：三地同時辦學時期的大規模招生
1949年4月，國民黨拒絕簽署和平協議，中國人民解放軍準備渡江南下，解放全中國，對革命幹部的需求更為迫切大學。3月9日，中共中央向華北局和北平、天津市委發出指示，批評華北大學、華北人民革命大學、華北軍政大學三校以“沒有房子及經費”為理由拒絕招收投考者的做法“是完全錯誤的”；要求三校“對於來投考的學生只要有初中以上的文化程度，一律收錄，不得拒絕”；令“財政部發給上述各大學充足的經費，不得吝嗇”；各大學自己到鄉村及各縣去設立分校，“不要一律擠在北平”，可分送數千名學生至陝北、晉綏等地學習，還可向“每個區黨委”分送數百名學生。華北局向包括華北大學在內的各個幹部培訓院校傳達中共中央指示精神，並要求加強華北大學等三所幹部學校的招生工作，“準備接收二萬五千至三萬青年知識分子，加以短期訓練後，輸送到全國各地去”。華北大學再次刊登招生簡章，招生名額擴至6000人，一部投考條件降為初中畢業以上，二部的投考條件降為兩年教育工作經驗。《人民日報》《天津日報》等刊登招生啟事，尤其是《北平解放報》自3月15日至31日密集釋出招生簡章，報名者踴躍異常。
為及時完成補充隨軍南下幹部的任務，華北大學將考試時間改為隨到隨考，方便平津以外的考生，並在北平、天津、正定三地同時辦學大學。吳玉章為北平總校負責人，李新為正定分校負責人，宋濤為天津分校負責人。部分解放區不瞭解三地辦學的具體情況，出現推薦或介紹學員去往分校又轉到總校，導致路費不足的情況。3月22日，石家莊市政府專門給太行行政公署發函：“貴署介紹到華北大學學習之學生，到本市後再往北平華大本校，即無路費，發生很多困難。祈貴署再往華大介紹學生時，請發路費，直接發到北平，以免中途發生困難。”類似情況說明，報考華北大學的考生已成一定規模，地方政府根據中央精神予以大力協助。當然，政審並沒有取消，公職機構依然提供證明信、介紹信、函等能證明考生學歷、政治面貌和工作經歷的材料。如4、5月間，北平市軍事管制委員會物資接管委員會推薦馬驥如、黃耿夫、張獻建、關菱鏡、曹耀祖、馮洪等人報考華北大學時，在相關材料中擔保他們的政治面貌，言明“可負責任”。3—5月間，華北大學錄取15041名學生。至5月，華北大學共有14000餘名學生，包括2000餘名等待入學的新生，進入發展鼎盛期。前三批招錄的學生此時只剩下1000餘人在校。此後，華北大學又有零星招生。至7月末，華北大學根據中央政策，暫停一部、二部、三部招生，農學院和工學院的招生計劃不變，四部不對外招生，少數保送生按照原有規定入學。
綜上所述，華北大學共招收四批學生，第一批是接收華北聯合大學和北方大學的既有學生，後三批是新招生大學。隨著全國解放戰略形勢演變，華北大學的職責越來越重，與其他幹部培訓院校共同擔負儲備以知識分子為主體的革命幹部的任務，學歷、工作年限要求降低，考試流程及政治審查更加靈活，招生規模越來越大。以往學界對華北大學四個批次的招生不甚明瞭，多認為華北大學主要招收從國統區來的大學生和高中學生。其實，招收國統區的大中學生主要在第二階段，不包括招生規模最大的第四階段。
三、以思想改造為核心的分階段幹部培養機制
毛澤東指出，“共產黨必須善於吸收知識分子”，還要對他們進行以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為核心的切實教育和思想改造，“逐漸克服他們的弱點，使他們革命化和群眾化”大學。成仿吾作為陝北公學和華北聯合大學校長、華北大學副校長，十分清楚包括華北大學在內的各革命大學須“以思想改造為中心任務”，機構設定、教學安排、校園生活都圍繞此中心任務展開。1948年6月印刷的內部資料《華北聯合大學政治班工作修正草案》系統詳盡地規定幹部尤其是知識青年的培訓模式：政治班學習共有16周；堅持黨的理論和實踐相結合、與人民群眾密切聯絡、批評和自我批評三大作風；包括政治理論教育與具體思想指導兩部分；每週都有相應規劃，進度表詳細到每一天具體課時多少、以何種方式學習。華北大學幹部培訓的價值取向及核心內容與其前身一致，具體課程亦基本按照《華北聯合大學政治班工作修正草案》規劃進行。各個部院除各自專業課外，還安排所有學生上思想政治公共課。公共課屬於幹部培養的核心課程，學生都要先上政治大課，再分組討論，然後撰寫思想彙報，最後參與社會實踐。
（一）集體上政治大課
華北大學“各部、院的共同必修課為社會發展史、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新民主主義論、中國革命史等”，每隔幾天或十幾天便有一場全校規模的報告會，要求學生集體參與，一般在學校大廣場進行，“是同學們最活躍的時刻”大學。各部院各班級還在報告人到來前安排拉歌比拼環節。學生在課餘時間學唱《華北大學校歌》《團結就是力量》《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人民解放軍進行曲》等革命歌曲，為的是不落下風，“唱革命歌曲，既激勵了情緒，增進了團結，又在潛移默化中受到教育”。政治大課的教師一部分來自校內，如吳玉章、范文瀾、成仿吾、錢俊瑞等；一部分來自校外，如薄一波、郭沫若、周揚等，均為理論學術大家或經驗豐富的革命前輩。他們各自講授與研究方向或工作專長相關的內容，構成完整教學體系。有學員回憶：“彭真講土改和農村政策，薄一波講財政，胡華講中國現代革命史，胡繩和孫定國講馬列主義和中國革命實踐的結合，柯柏年講外交，艾思奇講哲學，范文瀾講歷史，成仿吾講文藝，錢俊瑞講當前形勢和中蘇關係，陳唯實講社會發展史。”
大體來講，華北大學按中共中央關於幹部培養的指示，“在幹部訓練學校中及在在職幹部中進行學習馬恩列斯的理論及中國革命各項具體政策的計劃，必須適合目前革命形勢和革命任務的需要”，安排政治大課內容大學。課程既有理論深度又貼近革命實際，重視打破古今分別和中外壁壘，使學生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中國革命具體實踐以及兩者結合有更深層瞭解。
（二）分組討論與拓展閱讀
上完政治大課，各班負責老師和班委組織學生開展討論大學。分組討論的目的是將從大課學到的革命理論落到實處，為撰寫思想彙報做準備。討論一般進行多次，先用一兩個小時核對筆記，由於學生文化水平參差，“通常採用混合編組的形式，便於互補和互助”，以求對講課內容的記錄“達到一致和系統”，“增進學習的深度和廣度”，最終做到“教與學一致”。分組討論不但講清革命道理，而且讓學生們感受到集體的溫暖。一部11班學生李林回憶，班主任朱雲老師引導他們“討論解放戰爭的勝利形勢”，使他們“看清了革命勝利的曙光”；蘇星老師組織他們“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啟發他們“開展物質第一性、精神第一性的大辯論”，在他們“心靈裡播下真理的種子”。
為提升思想改造效果，分組討論還結合專業書籍和時政資訊進行擴充套件閱讀，以“改造思想，樹立階級觀點、群眾觀點、勞動觀點和唯物論觀點”大學。華北大學印發大量時事政治教材，現存一本《時事教材》包括上下兩冊，關於“國內時局與任務”的上冊內容共14篇，關於“國際形勢”的下冊內容共10篇。另外，學校圖書館藏書量迅速增加，超過20萬冊。《華大生活》也常刊載新書出版情況，或是校內學者的多年研究所得，或是政治大課講授的重要內容。例如《華大生活》第9期刊載訊息：吳玉章的《中國歷史教程緒論》《新文字與新文化運動》和范文瀾的《中國近代史》正在趕排，劉大年的《美國侵華史》和艾思奇的《社會發展史提綱》修正本很快問世。為使學生們認識到剝削階級的本質和勞苦大眾的苦難，華北大學將聲討地主、惡霸和帝國主義欺壓的經典案例結整合冊，教務處編印的《苦水血淚》一書彙集王友彬、夏利合、許振田、李四丫頭、韓淑娟、康秀英六人的訴苦內容，是學生拓展閱讀的重要資料。
透過分組討論和拓展閱讀，華北大學保證學生學習的統一性和一貫性大學。不同認知水平的學生在討論和閱讀中互相借鑑和學習，對於基本理論和政治形勢的理解趨於一致。班幹部在分組討論過程中，瞭解每位學生理解的深度廣度，並進行針對性指導，促使黨的理論話語體系融入學生的思想意識。
（三）撰寫思想彙報
完成分組討論後，學生開始撰寫思想彙報大學。思想彙報是學生採用第一人稱講述的個人思想演變史，相當於自我批評，而非敘述個人歷史細節的自傳，要求採用華北大學規定的框架，包括家庭生活、工作和在校生活三個方面，特別強調呈現自身各種錯誤思想的來源、發展及被改造過程。就現有資料看，華北大學學生反省的錯誤思想包括自由主義、個人主義、享樂主義、超階級觀點、剝削階級意識，其中自由主義居首位。
撰寫思想彙報時，學生的主觀能動性至為重要大學。思想彙報初稿完成後，要向班級其他成員公開，開展進一步批評和自我批評。入校初期，學生礙於情面，不好意思面對面批評他人，但在接受政治教育後有明顯改變，很多學生認為自己掌握了宇宙和人生的真理，有了“莫大的力量”。思想彙報定稿最終要交給班委和黨組織，經政治審查合格後放入個人檔案，伴隨學生一生。個別優秀的思想彙報還會被挑選出來，發表於《華大生活》，鼓舞更多學生從靈魂深處“鬧革命”。
《華大生活》幾乎每期都刊載學生的思想彙報或類似思想彙報的自由來稿，少則三五篇，多則十餘篇大學。如《華大生活》第10期刊載李榮滏《再生記》、喬野《我的罪惡》、王小廠《對我過去寫作的批判》、劉敏如《絕不再動搖了》、傅強《去掉“混”的思想》、傅靜貞《揭穿我“冒名頂替”的醜事》。王小廠感慨：“受了華大的教育之後，明白了以往的過失，更清楚的認識了文學應當是為人民服務的，我將以未死之年，作贖罪之日。”
可見，學生的政治覺悟在思想彙報撰寫和修改過程中，得到極大提升甚至根本轉變大學。他們使用新學到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方法和革命話語，主動剖析自己的思想發展歷程並且接受批評，完成深層次的自我革命，成功樹立馬克思主義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
（四）參與社會實踐
毛澤東指出：“知識分子如果不和工農民眾相結合，則將一事無成大學。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識分子的最後的分界，看其是否願意並且實行和工農民眾相結合。”對大中學生、知識分子來說，與工農群眾相結合即參與社會實踐，將為人民服務落到實處。謝覺哉在華北大學開學典禮上指出：“新知識份子與舊知識份子不同，就在於新知識份子要建立一個為人民服務的革命人生觀。”華北大學學生按照黨的要求，堅定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將學習和討論的革命真理應用到無限的為人民服務中去。
三邱村是石家莊地區有名的革命村莊，抗戰時期留下的地道遺蹟成為華大學生參觀學習的首選大學。華北大學各部院時常組織師生去三邱村開展社會實踐，切實感受光榮的革命傳統。比如，農學院學生“按軍事編制分成小隊，自背行李，步行50多里路，對於這樣十八九歲剛從城市出來的學生來說是一次考驗。腳上磨出泡也決不上救護馬車，堅持到最後勝利到達三邱村”。來到三邱村，學生積極與當地農民打成一片。華北大學一部新四區隊的學生，天還沒亮就從正定校區出發，“才到三邱就發動了一個‘滿缸運動’，每個組把自己所住的老鄉家裡的水缸都給打滿了水”。一部的另一區隊學生到三邱村常住，上午學習理論，下午深入農村，參與勞動、為群眾服務。一位學生感慨：“這次的參觀，使我學的理論與實際結合起來，使我認識到舊思想意識是錯誤的，使我在學習生活都有了大的進步。”可見知識分子與工農群眾相結合，是思想改造到位的保障。
經過上政治大課、分組討論、撰寫思想彙報和參與社會實踐等一系列學習實踐，華大學生的思想發生根本轉變大學。很多學生有類似感想：“華大是我轉變思想，認識世界，決定人生道路的第一站。”當時華北大學的生活條件艱苦，只能滿足最基本生活需求，大部分學生“一身粗布衣，一床連鋪帶蓋的粗布棉被，每日以小米為主的三餐，每月六斤小米的津貼費”。但華北大學的課堂氣氛以及同學們為解放全中國而奮鬥的偉大理想十分熱烈。《大江流日夜》寫道：“吃苦算什麼？貪圖享受的人不會到這裡來的，決心來的人差不多都有遠大的抱負，也不會屈服於困難的物質條件之下。”很多學生入校後心情舒暢，飯量大增，紅光滿面，與國統區普遍存在的壓抑、煩悶、無助情緒截然不同。他們總結出一段順口溜：“大米白麵反飢餓，小米鹹菜扭秧歌。”實踐證明，華北大學繼承發展黨的幹部培養工作的精髓，順利完成思想改造任務，實現紅色基因的傳承。
四、華大畢業生的主要去向及歷史作用
大批知識分子在華北大學接受思想改造，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實踐水平得到切實提高，成為具有堅強組織性、紀律性的無產階級戰士大學。華北大學成功的幹部教育“不僅成為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重要因素和有力保障，而且也對新中國成立後黨的幹部教育乃至社會主義教育事業產生了重要影響”。
（一）華北大學畢業生的去向
順應解放全中國和建設新中國需要誕生的華北大學，充分重視畢業生分配任用問題大學。華大黨委多次討論，如1949年2月8日“召開指導委員會，討論一部、二部學生畢業問題”，6月22日進行“第六次集體辦公，決定同學畢業分配方針”。《華大生活》刊載專門的畢業生去向資料統計：
就時間而言，此表統計的是“1948年8月到1949年3月”和“1949年3月到1949年11月”兩個時間段的畢業生分配情況大學。1948年8月是華北大學的開辦時間，此時華北大學一部政治1、2班即華北聯合大學政治學院第11、12班的畢業分配已開始。1949年3月作為兩個階段分界點的原因，在於此時正準備發動渡江戰役，華北大學畢業生分配形勢發生很大變化，從華北一地擴充套件到更廣闊的南方和西北地區。統計資料到1949年11月截止，是因為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於12月16日透過《關於成立中國人民大學的決定》，華北大學短期政治速成班性質的幹部培訓已完成歷史使命，新生的中國人民大學將建立新型高校體制。
“項別”也就是分配類別也有考證和分析的必要大學。中國共產黨1948—1949年在華北地區的黨政軍體系架構較為特殊，“華北人民政府的功能，過去本是具有中央與地方雙重性的。這是因革命的需要而形成”。因此華北大學兼具中央直屬高校和地方幹部培養基地雙重屬性，表中沒有標註具體區域的“黨務”、“文教”、“政權”、“軍事”、“財經”、“技術”等部門，實指華北人民政府以及後來中央人民政府的部委機關。“西北”、“內蒙”、“西康”和“南下工作”等屬於分配的具體區域。而“華北”指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後的華北地區，不包括華北人民政府存在時管轄的其他區域。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依然有部分華北大學畢業生分配至京津冀等華北省市。“轉校學習”指轉入新成立的南方大學、中原大學、中央戲劇學院、中央美術學院等，中國人民大學校史中有明確記載。
“軍事部門”的“項別”比較複雜大學。表中第二階段列出的南下人數有1369人，與真正南下的畢業生人數不符。1949年6月報名南下的正定分校學生就有1794名，據校友不完全統計，南下的華北大學師生約有4000人。可見有部分南下學生被統計到其他“項別”。平津戰役結束後，中共中央、華北局與平津兩地市委成立“中國人民解放軍南下工作團”，也稱“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南下工作團”（以下簡稱“南下工作團”）。隨軍南下的華北大學畢業生作為第四野戰軍的一部分，跨過長江奔赴新解放區，“項別”中的“軍事部門”即包括第四野戰軍在內的各野戰軍。另外，此時華北人民政府和後來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也在擴充套件軍事領導機構的編制和體系，所以“項別”中的“軍事部門”還包括華北人民政府和中央人民政府架構內的軍事機關。
第一階段，華北大學畢業生去向可分為三類大學。第一類為黨務、文教、政權等部門和轉校學習，是佔比最大的一類；第二類為軍事、財經、技術等部門和其他工作，比第一類人數少；第三類為工運部門、南下工作、自謀職業和奔赴西北、華北、內蒙、西康等地，所佔比例為零。華北大學作為一所幹部培訓院校，具有鮮明的政治屬性，培養的多是從事政治工作的政工幹部和從事文教工作的教育工作者，所以大部分進入黨務、文教等部門，符合專業對口的分配原則。1949年3月2日，中共中央專門就華北大學學生分配和改正學生歷史問題等，發文給華北局和平津兩市委等，明確華北大學畢業生不應該分配“到各區黨委及石保張諸城市的實際工作中去，而主要地應分配他們到各種學校及訓練班中去擔負教育參加我們工作的大批知識分子及舊職員與工人的工作”。
第二階段，華北大學畢業生分配依然可分三類大學。第一類為黨務、軍事、文教等部門以及轉校學習、南下工作、奔赴西北等，是佔比最大的一類；第二類為工運部門以及奔赴華北、內蒙、西康，和極少數自謀職業，比第一類人數少；第三類為政權、財經、技術等部門，所佔比例為零。文教部門依然是畢業生就業的重要方向。1949年9月5日，華北人民政府教育部就天津市缺少師資問題專門行文華北大學，“本市學期業已開學，本市各中等院校各科教員尚有缺額，急待選定”，請華大於二部“畢業生中選拔適當人員來津充任”，並附“本市中等學校各科教員缺額統計表”。據天津市檔案館所藏一份20人《華北大學員工作分配意見表》，這批畢業生年齡在23—39歲間，均在正規大學學習過，多人有教育工作經驗，後到華大接受幹部培訓，擬分配為中小學的國文教員、政治教員、文史教員、史地教員、化學教員、年級主任、教導主任以及檔案室、編審室工作人員等。
第二階段的畢業生就業比第一階段更加多元和均衡，進入黨務、文教、政權、財經、技術等部門和轉校學習的畢業生比重明顯下降，進入軍事等部門以及南下工作、奔赴西北的畢業生比重明顯上升，是因為渡江戰役後，華北大學畢業生跟隨中國人民解放軍南下湘、桂、粵，西進寧、青、甘等省區，影響擴充套件到新解放區大學。表中所列兩個階段的畢業生共有16928人，加上接受零星分配以及1949年12月後留在中國人民大學的學生，華北大學參與分配的畢業生共有約19000人。考慮到有在校期間因為身體、政治及其他因素沒有完成學業的情況，此人數與前文統計的招生總數基本吻合。
（二）華北大學畢業生的職務與工作業績
中共中央曾明確指示，華北大學畢業生應做從事教育工作的幹部，擔任教員、班長、隊長、支部委員等；不適宜擔任這類工作的畢業生或個別在其他工作上有特殊作用者，才可派做其他工作，且特別指示華北局：“即令華北大學再訂二三星期的教育計劃，告訴他們如何去辦訓練班，如何當教員助教、班長、隊長，如何作支部工作，如何開會討論改造思想等大學。並將華大講義及組織章程等給他們，以便他們能夠去作教育工作。”以南下為例，華北大學師生擔任的初始職務是教員助教、班長、隊長及地方基層幹部等，深入軍隊和地方基層一線。
據畢業生回憶，華北大學曾經為一部畢業生舉辦畢業典禮，主席臺兩側各豎立著一幅紅布剪字標語，其中一側寫著“南方的炎熱征服不了我們革命的決心”大學。1949年2月17日，中共中央“原則上同意吸收一萬個自願參軍的學生參加軍隊工作”，“由華北大學調300名已受過訓練的學生給東北野戰軍工作仍不變，並可做這一萬人的骨幹”。華北大學黨委討論決定，“只在19班至28班的學生中組織報名和選拔。同學們熱烈響應號召，絕大多數人踴躍報了名”。此次被選出的300名學生編成三個中隊，南下工作團總團將一中隊100人分配給一分團，二中隊100人分配給二分團，三中隊100人分配給三分團。中隊以上的負責人大多是來自解放區的工農幹部，普通團員大多是來自大中城市的青年知識分子。兩個群體的成長環境、知識背景和思維方式差別很大，來自華北大學的300名畢業生成為兩個群體溝通的橋樑紐帶：“華大分來的同志過去就是大、中學生，又在解放前到正定比較系統地學過幾個月，初步樹立了革命人生觀，與新入團的知識青年比較接近，自然成為工農幹部領導和聯絡知識青年的橋樑和得力助手。”
南下的華北大學畢業生進入地方擔任的初始職務依然是基層幹部大學。以湖南為例，華北大學入湘人員於“9月中旬到達長沙市，進行了短期的學習訓練”，隨後“根據當時工作的需要”，“由中共湖南省委組織部統一分配了工作”。包括華北大學入湘人員在內的1.4萬餘名幹部被統一分配到黨委、政府、人民團體、學校、報社、銀行等部門。華北大學畢業生在整個南下革命幹部中所佔比例不高。如南下邵陽地區的幹部共1233人，出身華北大學的僅45人，分配到地直機關1人，邵陽縣2人，武岡縣4人，新寧縣25人，城步縣10人，新化縣3人。擔任職務包括邵陽資江公學幹部、邵陽縣政府文教科幹部、武岡縣貿易公司會計、新寧縣婦聯幹事、新化縣委辦公室文書、城步縣宣傳部幹部等，參與組成新中國基層政權。
南下華北大學畢業生參與的地方具體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四個方面大學。一是參與組建地方基層政權。國民黨政權垮臺後，地方秩序混亂，南下工作團負責接管當地的政府機關，建立人民民主專政的基層政權。二是剿匪徵糧與安定地方。新解放區尤其是距離大中城市較遠的山區，匪患非常嚴重，安定地方和維護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是南下幹部的重要任務。三是參與鄉村土地改革與工礦民主改革。南下工作團來到地方後，大多被分配到鄉村，主持土地改革運動；個別華北大學畢業生被分配到工礦企業，主持民主改革運動。四是團結少數民族。湖南、廣西等南方省區存在大量少數民族，畢業於華北大學的幹部知識水平高，學習能力強，很多被分配到工作更復雜的少數民族地區。如華北大學入湘人員“約有半數”去往少數民族聚居的湘西地區。這些青年知識分子工作艱辛，隨時面臨危險。國民黨殘兵垂死掙扎，土匪特務隨時可能來暗殺和搞破壞。比如位於湘西地區的晃縣，“一到晚上，縣城周圍常有土匪打黑槍，甚至白天也打冷槍”。部分幹部遭到敵人暗算，為革命獻出寶貴生命。畢業於華北大學的劉萬勳任中共廣西宜山地委幹校三中隊的副中隊長，在剿匪過程中被敵人俘虜，“喪盡人性的土匪把劉萬勳等同志弄到一個山洞裡，開膛挖心”。但參加南下工作團的華北大學畢業生依然不退縮，去到革命最需要的地方，絕大多數留在當地，為新解放區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作出貢獻。
華北大學遵照中共中央統一部署，順應解放戰爭和建立新中國的歷史大勢，畢業生的去向主要為黨務、軍事、文教等部門和轉校學習、南下工作、奔赴西北等，初始多擔任基層幹部和各類教員，分佈遍及京、津、冀、湘、桂、粵、寧、青、甘等多個省市區大學。新中國成立後，黨的工作中心發生轉移，須對全體幹部進行順應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需要的培訓與教育。中國共產黨隨即開展第一輪全國性幹部培訓。1951年、1952兩年中，中國人民大學共培養出2600多名幹部，95%以上是從各種工作崗位上抽調到學校學習的。陝北公學、華北聯合大學、北方大學、華北大學等院校以思想改造為核心，分步驟、分階段進行幹部教育培訓的相關經驗，在高等院校和各類幹部培訓基地延續，紅色基因相承至今。
結 語
華北大學不僅是華北局、華北人民政府乃至整個解放區的最高學府，在中國共產黨幹部教育培訓史上的地位亦不容忽視大學。其匯聚中國共產黨成立20多年來從事幹部教育、文藝宣傳和科研工作的業務骨幹及其成功經驗。優秀教師資源、合理機構設定、符合革命需求的教學體系使華北大學無愧為“一所為培養和造就革命幹部而建立的學校”。
培養青年幹部是中國共產黨和人民解放軍解放全中國必不可少的人才準備大學。華北大學辦學期間秉持“為革命和建設培養人才”的辦學理念、“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辦學宗旨、“忠誠、團結、樸實、虛心”的優良校訓，形成“紮根中國建設新大學”的三大寶貴經驗：堅持黨的領導，培育革命先鋒隊；立足中國現實，探索新式教育模式；踐行實事求是，注重理論聯絡實際。政治建校、政治育人，是華北大學最鮮明的特徵，也是中國共產黨創辦高校、進行幹部培訓的根本指南。中國共產黨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從來不是生硬的，不是“用強迫的辦法要求學生放棄其原來階級立場及思想”，而是“用潛移默化的力量逐漸使學生放棄其原來的不正確思想”。華北大學絕大多數學生接受的是以思想改造為核心、三個月到六個月的短期幹部培養，畢業生蕭園回憶：“三個月的學習中，我們身上原有的舊的東西，猶如一堆廢物放在烈火中燃燒。新的思想、新的觀念、新的追求，在每個人的頭腦中初步樹立起來。”
華北大學的幹部培訓模式繼承陝北公學、華北聯合大學、北方大學等前期幹部培養院校經驗，規範培養步驟，充實並完善內容和形式大學。公共課作為思想改造的核心課程，形成先上政治大課，再分組討論，然後撰寫思想彙報，最後參與社會實踐的階段式機制。隨著畢業生去往各地、新中國高等教育院校轉型建設及中國共產黨對幹部培訓經驗的總結，華北大學成為新中國幹部教育全國鋪開的源頭之一。2022年4月2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人民大學考察調研時指出：“‘為誰培養人、培養什麼人、怎樣培養人’始終是教育的根本問題。要堅持黨的領導，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堅持為黨和人民事業服務，落實立德樹人根本任務，傳承紅色基因，紮根中國大地辦大學，走出一條建設中國特色、世界一流大學的新路。”華北大學改造知識分子，傳承紅色基因的模式、歷程及歷史作用，亦是可資當今幹部培養和高校建設借鑑吸收的寶貴精神財富。
來源大學：《歷史研究》2026年第1期
（作者劉大勝大學，系北京郵電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