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網友們的玩梗與二創，電影《牛來》從一部院線邊緣作品成為公共文化事件論文。至今，《牛來》票房突破5000萬元，並受到國際媒體的關注。
爆紅十天後，關於《牛來》的學術論文已經出爐了論文。
8月24日，著名傳播學者、北京師範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喻國明在《文化與傳播》雜誌公眾號發表約1.4萬字論文《從“情緒容器”到“民意雷達”：情緒共振、演算法共謀與關係賦權——基於<牛來>現象的傳播學考察》論文。他認為，《牛來》的爆紅並非內容品質的勝利，而是“情緒共振—演算法共謀—關係賦權”共同作用的結果，既是公眾投射情緒的“容器”，也是觀察社會心態的“民意雷達”。
喻國明寫道，《牛來》事件是一場數字狂歡：網民以點選量為這部“爛片”“加冕”——把票房棄兒捧上話題之王的位置，又以無情的吐槽將其不斷“脫冕”——提醒所有人它確實是部爛片論文。“加冕”與“脫冕”的迴圈，使人們在笑聲中完成了對“品質與流量”“精英標準與大眾趣味”的權威秩序的象徵性戲弄。
這篇文章隨即引發了網友們的爭論：這是對時代情緒的敏銳捕捉，還是對一場獵奇狂歡的過度闡釋？一部“爛片”的走紅，真的承載瞭如此沉重的社會意涵嗎？對於各種爭議，喻國明對《中國新聞週刊》做出回應論文。
中國新聞週刊：你為什麼會關注《牛來》現象論文，並很快以它為物件進行傳播學研究？這個事件最初吸引你的是什麼？
喻國明：最初吸引我的，恰恰是《牛來》身上那種令人不安的“斷裂感”——一部藝術品質明視訊記憶體在缺陷的作品，卻以近乎荒誕的方式登上了2026年夏天中國社會的公共議程論文。在傳統的傳播學認知裡，內容品質與傳播效果之間本應呈正相關，但《牛來》將這一假設徹底擊碎：上映9天票房僅7169元、觀影人次僅236，隨後卻在短短數日內排片飆升至上萬場，引來全球主流媒體爭相報道。這種劇烈的“反轉”本身，就是一份珍貴的研究樣本。
我關心的從來不是“這部電影好不好看”，而是“為什麼是它”“為什麼是現在”“它的爆紅透露了這個社會怎樣的情緒與結構”論文。在我看來，《牛來》不只是一部電影，更是新媒體時代社會情緒的一個“共振腔”，是公眾藉以投射、宣洩、協商結構性焦慮的媒介化場域。它身上同時匯聚了情緒傳播、演算法共謀、關係賦權這三條我長期關注的學術線索，幾乎是一個“自帶理論註腳”的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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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深一層，吸引我的是它背後的“加冕與脫冕”意味：一部被主流審美體系“看不上”的作品，卻由億萬普通網民以戲謔、二創、玩梗的方式“加冕”為全民奇觀論文。這本身就是一場數字時代的狂歡，是“情緒民主化”對精英文化解釋權的溫和反叛。作為傳播學者，我無法對這樣一個現象級的“民意樣本”視而不見。
中國新聞週刊：這篇論文是期刊約稿論文，還是你對《牛來》有感而發、迅速展開的研究？從關注這一現象到形成論文，大致經歷了怎樣的過程？
喻國明：這篇論文是約稿，但也是有感而發的“即興研究”論文。我一向認為，好的傳播學研究，問題意識應當先於論文意識——是現象先“擊中”了你，你才動筆，而不是為了寫論文去尋找現象。《牛來》正是如此：當它從一個票房棄兒逆襲為全民奇觀時，我便意識到，這是一個不容錯過的理論視窗。
整個過程大致經歷了四個階段論文。第一階段是“沉浸觀察”：我花了相當長的時間泡在社交媒體裡，看彈幕、看切片、看錶情包、看網友的二次創作，感受情緒的溫度與流向。第二階段是“結構梳理”：把這些零散的觀感收斂為幾個可被理論解釋的核心問題——情緒如何共振、演算法如何放大、個體焦慮如何匯聚為公共情緒。第三階段是“理論溯源”：回到傳播學的學術脈絡中尋找解釋工具，從情緒傳播、演算法共謀，到“關係賦權”與“微粒化社會”，逐步搭起“情緒—演算法—關係”的分析框架。第四階段才是“落筆成文”。
坦白說，從關注現象到論文成形，時間並不長，但“快”的背後是長期的理論積累論文。一個研究者之所以能“迅速”抓住一個現象，是因為其理論工具箱裡早已備好了相應的工具——《牛來》只是讓這個工具箱得以開啟的契機。
中國新聞週刊：你在論文中把《牛來》稱為承載社會情緒的“情緒容器”論文。爛片很多，但一部“爛片”如此爆紅實屬罕見，為什麼在2026年的今天會發生這個現象？您在文中沒有談及這部電影內容本身，它的走紅與電影內部特性是否有一定關係？
喻國明：這確實是一個關鍵問題論文。我的判斷是：一部作品能否成為“情緒容器”，取決於它是否恰好踩中了時代的情緒脈搏，而與作品本身的藝術品質並無必然關聯。
從宏觀層面看，2026年的中國社會恰恰處在一個多重焦慮疊加的節點上，再疊加AI技術衝擊與經濟不確定性，共同催生了普遍的生存焦慮論文。這些焦慮平日裡是分散的、沉默的，而《牛來》恰好提供了一個“出口”：它以“弱意義”的開放文字，給了所有人“自由賦義”的空間，誰都能從中讀出屬於自己的那份焦慮與自嘲。
但也要誠實地說，電影的內部特性並非無關緊要論文。它的“反差美學”——精美絕倫的水墨海報與粗糙簡陋的正片之間的強烈對比——恰恰構成了傳播的“第一推動力”；而“牛來”諧音“牛市來了”、“豹拉”諧音“暴拉”、“絆倒體”諧音“半導體”，這些看似偶然的梗，精準契合了大眾的經濟祈願與深層社會心態。因此更準確的說法是：電影的內部特性提供了“引信”，社會的結構性焦慮積蓄了“火藥”，演算法的共謀完成了“引爆”。三者缺一，這場奇觀都無從發生。
中國新聞週刊：你提出觀看《牛來》是一場“雲在場”的情緒儀式，由此也形成某種“情緒共同體”論文。而今天依託社交媒體形成的共同體，似乎比過去更為鬆散、臨時和不穩定。你認為這種“情緒共同體”形成的機制是什麼？對當下的人們而言，它有著怎樣的精神意義？
喻國明：這種情緒共同體的形成機制，我概括為“三重耦合”：其一，演算法推薦將分散的、個體的情緒體驗“可見化”，讓“原來你也這樣覺得”成為一種可被感知的集體確認；其二，使用者的二次創作將被動的“觀看”轉化為主動的“參與”，情緒在造梗、玩梗、戲謔中完成了“勞動”與“展演”；其三，透過圍繞符號展開的意義協商，素不相識的人因共享同一個“梗”、同一種自嘲，臨時凝聚為一個“我們”論文。這就是我所說的“雲在場”的情緒儀式。
這種共同體的確是鬆散的、臨時的、不穩定的——它隨熱點而起，也隨熱點而散，但這恰恰是數字時代共同體的真實形態論文。它的精神意義，我認為至少有三層：對個體而言，它是一劑“情緒止痛藥”，讓原子化的、孤獨的個體在短暫的共鳴中獲得歸屬感與認同感；對社會而言，它是一個“壓力閥”，讓原本難以言說的結構性焦慮，以娛樂化、戲謔化的方式得到無害的宣洩；對治理而言，它既是“鏡子”，也是“晴雨表”，讓沉默的民意得以被看見、被聽見。
記者論文：倪偉
（niwei@chinanews.com.cn）
編輯論文：楊時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