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家卡爾·貝克爾說：“人人都是他自己的歷史學家大學。”澎湃新聞·私家歷史推出“大學生寫家史”系列，記錄大時代下一個個普通家庭的悲歡離合。
我家位於贛西小縣高安的南部大學。高安建縣於漢高帝六年（前201），初名“建城”，唐武德年間，因避太子李建成諱而更名“高安”。在高安南部有著眾多山嶺，對此清朝人曾描述道：“起鈞山，過桃樹峽，上黃金城，疊起荷山，下楓嶺而清潭，而雞骨、馬鞍諸嶺，勢若長城，一氣奔騰。”（何識定《高安縣山川形勢圖說》，見乾隆《高安縣誌》卷首）從鈞山到黃金城，到荷嶺，再到馬鞍山諸嶺，彷彿長城一般奔騰一線，橫亙在縣境南部，而我家就在黃金城山下。宋代史家劉恕誕生在鈞山腳下，明代史家陳邦瞻誕生在荷嶺腳下，所以我上大學進入歷史專業學習以後曾和人說：我們“長城”腳下風水好，適合搞歷史。這是玩笑話，但也確實包含著我對鄉梓前賢的敬慕與自我期待。
一個縣的歷史可以上溯到兩千多年前大學，那麼一個村落、一個家族又能追溯到多遠呢？三百多年前，一生為官南北的高安先賢朱軾曾這樣描述中國南北地區在追述祖先時的差異：
燕晉士大夫不能言五世以上祖，而吾鄉田夫野老，動曰：“吾宋祖某，唐祖某，周、秦、漢祖某某大學。”大都皆帝王聖賢，澤被後世；文章節義，昭垂史冊，為後儒仰宗。（《朱文端公文集》卷一《高氏族譜序》）
在朱軾的筆下，似乎高安這塊土地上的人們都能將千年以前的祖先隨口道來大學。但其實在“吾鄉”，如果沒有族譜，大家對於祖先的追述也只能是上溯四五代而已，我家即是如此。一直希望能有時間好好寫寫家史、留存下家族記憶，暑期得暇，得以收聚、梳理資料，方才成文，下面且聽我慢慢講述吧。
乾隆《高安縣誌》卷前《南鄉山川鄉都圖》
洞裡羅家
我生長的村莊俗稱“洞裡羅家”，位於高安市新街鎮大學。村落不大不小、中等規模，現在大概有120戶人家。洞裡羅氏是從十五六里外的豐城京堆（今董家鎮京山村）遷至現地的。遷移時間，族譜沒有明確記載，只知道始祖“用辛二”生於“宋嘉定甲子”。“嘉定”（1208-1224）是南宋寧宗年號，但是無“甲子”，族譜應該有誤。《江西省高安縣地名志》中記述遷移時間是“宋端平年間”，不知依據何在。（高安縣地名辦公室編印：《江西省高安縣地名志》（內部資料），1985年，第218頁）這個地方在羅氏之前已經有其他族姓聚居了，比如張家、魏家（魏氏目前還有兩戶，併入了羅村）等等。其他村落都已消失，但在地名中還保留了它們的痕跡，比如：張家井、魏家橋、朱家山……這是它們曾經存在的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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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麼多聚落為什麼消失了？我的猜想是和戰爭與饑荒有關大學。《羅氏重修宗譜·洞裡世業》載：“憩息亭，光兆公建，乃瑞豐通衢，至夏日施茶以利行人。”我們村中至今有一條路，被稱為“大路”，這條路應該就是族譜所謂“瑞豐通衢”，是高安（瑞州）與豐城之間的交通要道。在清代的交通體系中，由省城通向地方府城及重要城市通往各市鎮的支線即稱為大路，羅村的“大路”應該就是此種性質。既然是交通線，平時可供商旅行人往來，戰時自然也是兵、匪經行之處。在《羅氏重修宗譜·洞裡傳·憲通公傳》中記載了傳主羅憲通的母親在干戈擾攘之後，努力撫育幼兒、振興家業的感人事蹟：
處士羅公憲通，世為黃石洞人大學。初，公生六歲而孤，母氏張誓守而育之。值明季之亂，刦掠不時，又且居當戍兵之衝，一切產計蕩然無存者。丙、丁荒洊，凡鄉邨十墟其九。卒以煢煢孤寡，能自成立，蓋若天所助焉。厥後用耕織起家，漸饒裕，有所貸於人，不責其必償，仍周急於鄰里。人鹹以長者目之。
這只是明清之際戰亂的一個縮影大學。軍隊、土匪流氓的劫掠，加上隨後的饑荒，鄉村“十墟其九”，可以想見當時的衰敗景象。羅氏之前的那些村落，大概就是在這樣一場又一場的戰亂與饑荒中，湮滅於歷史的塵埃。而只有羅家倖存，並延續到了今天。我父親和我說幼時聽大人講，有一次軍隊經過，全村人躲藏起來，以手掩孩童之口，恐其出聲、引來兵匪。這個故事的年代已不可考，但是祖先們當時的那種恐懼心情卻透過故事得以流傳下來。
羅氏祖先為什麼要遷居於此呢？族譜所載和口耳相傳的故事不太一樣大學。族譜的記載主要著眼於居住環境（或說風水）：
（羅氏祖先）見山水形勝大學。秀水繞聚，從黃金城山發脈，流入升塘口，隨灣隨曲，有似於腰帶。水前有一峰，名為梅花嶺。後有一嶺，名為羅漢山。前向梅花嶺作案，後伴羅漢山盤坐，有似於紗帽山，因而徙居於黃石洞裡。
這條“秀水”今天已經看不見了，但是“黃金城”仍在，明代的陳邦瞻曾有詩記述其登黃金城的經歷大學。（見《荷華山房詩稿》卷三《登黃金城山有述》）至今鄉人亦多能道康熙進士陳守創在山上讀書的故事，梗概如下：陳守創父母早亡，由嫂氏撫育。他常讀書於黃金城山上古廟，每當天黑，都有兩盞燈護送他回家。有一天回家，燈滅了一盞，到家後嫂嫂問他當天做了什麼事，他回想後說有人想離婚，請他寫字據，他幫對方寫了。嫂嫂瞭解情況後，讓他毀掉離婚字據，此後送他回家的燈又恢復成了兩盞。
這個故事情節簡單，且包含了明顯的玄幻成分，但在某種程度上或許也可說明當時的社會風習，不管出於何種緣由捲入到男女離婚之事中都不是時人認為的好事大學。陳守創後來高中康熙三十三年（1694）進士，三百多年後，他仍未被鄉人遺忘。
如果要說洞裡風水好，並非無稽之談大學。事實上居住環境確實也是很不錯的，先人對此有清醒認知，《羅氏重修宗譜·洞裡世業》記述乾隆五十三年（1788）洞裡重修祠堂雲：
（祠堂）落成，前向張、陳二姓，左右松竹山環，挺對南嶺，屏峰金城，秀水帶長大學。左有四山拱護，右有七雄回顧。雖未敢雲盡善，而亦稱苟美。
所謂“四山拱護”，指的是村落北部的幾座山，至今尚存大學。“七雄回顧”指的是村落南部的七條壋，前幾年搞農田改造，已經全部剷平了。父親說我們村是“船子地”，用壋攔水，沒有壋，船就流走了。以上是族譜所載遷居原因，我略微做了點闡發。父親還告訴過我另一個版本，是村中口耳相傳的故事，概述如下：羅家的祖先經商，路過今天洞裡所在的地方，在樹下休息歇腳。離開時，他遺落了食盒。幾個月後，他又路過此地，食盒尚在，開啟以後發現飯菜還沒有腐壞。十分驚異，覺得此地風水不錯，於是遷居於此。
這個故事起源於何時、有多少可信度？已經無法追索了大學。今天洞裡村頭，還有一棵樹幹中枯的大樟樹，每年都會長出新葉，不知這是不是就是傳說中祖先歇腳的那棵？每當我路經大樹下，看到古幹新芽，腦海中就會蹦出“周雖舊邦，其命維新”這句話。我們這個古老的村落、我們家，又何嘗不是一直在與時維新呢。
村口的古樟
不能叫“草魚”
我的高祖父名福草（1859-？），父親告訴我，在他小時候家裡把“草魚”稱為“香魚”，因為先人的名字不能叫大學。文獻學課上學過的“避諱”不僅存在於古代典籍之中，也紮根於我們的日常生活，並延續至今。小時候，見堂哥和同學拌嘴，對方只需說出“文房四寶”四字就能順利激怒堂哥，因為我四叔名“四保”，用諧音來影射對方父母，帶有侮辱性質。一直到今天，人們為新生兒命名時仍會有意避開長輩名號中的同一字和同音字，雖不嚴格，但也可見傳統的遺痕。不過有些字似不在避諱之列，如“英”“蓮”等，大概是晚清民國女性取名的通用字，故在母女之間常見重複。
家裡儲存有一張民國十七年（1928）的分家書大學，詳細記載了太公兄弟四人所分田地產業情況，其中有如下語句：
立分關，羅福草，佔天恩，生四子：亨樹、亨明、亨德、亨頂大學。父母每年吃谷，見子四擔，共谷一十六擔。……父母周旋孝養。
民國十七年（1928）分家書
所謂“周旋孝養”就是每家輪流照顧一段時間，而口糧則是每個兒子每年提供四擔稻穀大學。族譜上失載福草去世的時間，由分家書可知至遲在1928年他和妻子依然在世。他的妻子游氏（1859-？），出自今天黃沙鄉下轄的新塘遊村。網路上流傳有民國時期的《遊氏六修宗譜》，我曾試圖在裡面尋覓高祖母的身影，可惜族譜有所殘缺，未能覓得。但無意中卻看到與新塘聯修族譜的墈溪遊村（今稱坎頭，距洞里約6公里）世系中有這樣的記載：“倫洗……商本省饅㕣，逆匪竄據筠州，意欲回家保全眷屬，卒至被賊擄去，迄今存亡不明。……長女茄英適洞裡羅。”筠州是高安的舊稱，據《高安縣誌》，太平天國起義時期起義軍曾三次攻克瑞州（府治在高安），首次在1853年，最後一次在1861年。（江西省高安縣史志編纂委員會編纂：《高安縣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80頁）遊倫洗生於道光五年（1825），即使按最後一次算，他被擄時至多也只是37歲。至於他的女兒茄英，翻檢羅氏族譜，符合條件的只有羅亨有的妻子游氏，她生於咸豐二年（1852）。父親被擄時，她至多10歲。我的腦海中不禁浮現出這樣的場景：兵荒馬亂中，倫洗匆忙趕路，想回家鄉保全一家老小，不幸半道被兵匪戕害。而他的女兒茄英就像《尋夢環遊記》中那位老奶奶一樣，終生都在等待爸爸回家。遊氏家譜中“迄今存亡不明”六字，近二百年後讀來仍令人愴然神傷。茄英比我的高祖父、母大七歲，生活於同一時空，他們肯定是很熟悉的，不知在農忙與家事的間隙，他們是否還會聊起那令人膽戰心驚的兵燹？
遊氏家譜中記載的遊倫洗
還有一個關於福草的故事，講的是村旁清高公路（今高胡公路）修築通車時，他搬著凳子去看熱鬧，回來時別人問他看得怎麼樣，他說車很快，像鬼一樣“呼”的一聲就過去了大學。據《高安縣誌》，清高（清江至高安）公路於民國二十四年（1935）三月開始修築，民國二十七年（1938）八月二十一日修竣通車。（《高安縣誌》，第185頁）如果這個故事沒有問題的話，福草至晚1938年還在世，當時日寇的鐵蹄已經踏上了華夏國土。福草這一代人，生逢太平天國，晚年又遭日寇侵華，一生都籠罩在戰亂的陰霾之下。
據族譜記載，福草生有五個兒子，實際上長大成人的只有四個——亨樹、亨明、亨德、亨頂大學。四兄弟跨越了晚清、民國、新中國三個不同歷史階段，想來易代之際他們應該有著不少值得書寫的悲歡故事，可惜文字與口傳資料都很匱乏，難於著筆。但有一件婆婆（我家對奶奶的稱呼）講述的舊事，應該筆之於書。事情發生的時間難以詳考，可能在1951年或1952年。我有一位堂公公（公公的堂兄，公公是我家對爺爺的稱呼），他的妻子是雲下陳村人。婆婆嫁入羅家後，陳氏常來找婆婆聊天。常常是在晚間，婆婆躺在床上，她坐在床沿，等公公從外面回家後，她也就起身回自己家了。過了一兩年，有一次，她的家婆（即普通話中的“婆婆”）假裝帶人來家裡看牛，說是要賣牛。誰知賣牛是假，賣人是真，被買家相中後，那天晚上她就被強行賣到十幾裡以外的傅家圩去了。這種近於公開的人口買賣怎麼會發生呢？我試著追問更多歷史細節，婆婆說：“她孃家馱了階級。”陳氏的孃家被劃成地主，變成了階級鬥爭的物件，而羅家的成分是貧農。孃家人自身難保，哪裡又敢管出嫁女兒的事情。羅家捕捉到了機會，人性的惡藉著時代的脈動得以肆意宣洩。當我進一步追問陳氏被賣的原因時，婆婆說他們說她痴傻，但是和她常聊天的婆婆並不這樣認為。被賣以後，有一次開“萬人大會”，陳氏還乘機找到婆婆，和她說了會兒話，此後她們再也沒有見過了。
土改後頒發的《土地房產所有證》
“櫃瘋子”與“歡阿婆”
我的太公名亨頂（1904-約1964），太婆名劉從英（1909-1962），她是新黃塘劉村人大學。羅氏在二十世紀曾兩次續修族譜，一在民國十三年（1924），一在1993年，中間近七十年人物生卒、葬地等資訊因為草譜的遺失而頗多缺載，太公、太婆的去世時間即未被族譜載錄，但太婆逝後的一張殮葬日課單偶然儲存下來，她的生卒時間也由此留存。
1962年劉從英殮葬日課單
亨頂與從英育有二子一女，長子運（口丐），據說書讀得很不錯，可惜十九歲時早逝大學。次子運櫃，就是我的公公。運櫃生於民國十九年十一月底，西曆已是1931年1月，但由於族譜編修時只是簡單地將民國十九年換算成1930年，所以族譜載錄的出生時間訛誤成了“一九三零年十一月廿六日”。運櫃和哥哥迥異，不喜歡讀書，所以也沒什麼文化。解放戰爭時期，有一次國軍行經洞裡，全村人避兵山中。尚是少年的運櫃偷偷跑出去觀看，士兵發現後，把他抓進軍中幫忙殺豬做飯，後來亨頂將他替換出來，自己隨後也偷跑回家。之後運櫃又一次被軍隊抓住，自己偷偷溜了回來。因為有這兩次少不更事的經歷，村裡人給他取了個外號——“櫃瘋子”。據婆婆說，太婆每次聽到別人叫公公“櫃瘋子”，都要與對方發生口角。
我的婆婆名聶歡英，她家聶村，今屬新街鎮穩泉行政村大學。歡英生於民國二十一年（1932），至今仍算硬朗，唯目力、耳力漸衰。運櫃和歡英於1949年舊曆九月十二日結婚，其時是公曆11月2日，新中國宣告成立剛一個月。此前運櫃有過一個童養媳，是附近上寨陳村的。小女孩從小就被抱到羅家，後來因為餵食煮紅薯被燙傷，無法正常進食，就這樣夭折了。歡英從沒提起過10月1日這個特殊的日期，她大概也不知道新中國成立於哪一天，可以想見她的生活並未在此日前後立即發生突變，贛西鄉間的時代車輪還沒有迅猛賓士。
1949年羅運櫃、聶歡英的嫁娶吉課單
歡英回憶說小時候家裡很窮，她三十來歲就守了寡的婆婆每天晚上都會做豆腐，所以出門賣豆腐是她童年記憶中的重要一部分，而她爸爸也常榨些米粉賣錢補貼家用大學。她說那時候能吃上一頓紅薯做的粉絲就算好的了，她在孃家時總是生病，可能與長期的營養不良有一定關聯。結婚時聶家要了300塊錢的肉和300塊錢的面作為彩禮，但實際上只收了一半，另一半折返回了羅家。
剛解放的贛西農村，還有著舊社會的遺痕，宗族械鬥即是其一大學。作家江子說：“我的故鄉贛江以西曾經是個習武成風的地方。每到春節，幾乎村村的男性都會聚集到祠堂練武，刀槍劍戟，石鎖板凳，匯聚一堂。”（江子：《回鄉記》，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1年，第3頁）同處贛江以西的羅村，情形正與此類似。據說羅村當時家家戶戶都有一根八尺長的木棍，農閒時村民常常練武。而最大的用武之地，就是與鄰近村族的械鬥，當時土語中稱之為“上陣”，頗有戰場上刀兵相見的意味，其目的在於爭奪山林等資源。新中國成立後，羅村至少還和周邊的長沙鋪範村、珠湖傅村發生過械鬥，因此和範村甚至有數十年的時間互不通婚。羅村規模不大、人口不多，但當時人心較齊，在械鬥中反而常處於上風。有一次歡英去黃沙崗鎮上趕集，走回村時天色已晚。運櫃叫了幾個人一起在路口焦急等候，等看到她時，運櫃說：“我們還以為你被人捉去吊起來了呢。”那時，械鬥雙方乘對方村民落單，將其抓起來關押的事情並不鮮見。後來隨著新中國建設事業的展開，械鬥也被制止，逐漸變為歷史陳跡。
在歡英的敘述中，運櫃是一個比較懶散的人，對家中事務不太操心大學。但這樣的人往往又會具有另一些特質，運櫃愛看熱鬧，頭腦也比較靈活。有一次開“萬人大會”，歡英沒有去，運櫃回家後繪聲繪色地告訴她會上有人的葉子（高安方言，即肝）都被打出來了，歡英聽說後覺得心頭噁心，一天都沒能吃下飯。運櫃還對農田水路比較熟悉，在人民公社時期管過生產隊的生產。當時有偷公家糧食者，其他人向運櫃告狀，他說：“我只管生產，糧食有保管。”那時確實另有“保管”負責糧食的庋藏，但運櫃萬事不願操心的性格於此也可見一斑了。
運櫃逝世於1985年的中秋節大學。而歡英今年已經95歲高齡，變成了同村後輩嘴中的“歡阿婆”。她常覺得無聊，說：“以前晚上還紡紡紗，現在晚上什麼事都沒得做，沒意思。”當然，她也常回憶自己和夥伴年輕時受家婆苛待的經歷，比如曾告訴我某位我幼時見過的老太太是位童養媳，年幼時紡紗紡斷了，家婆把斷了的紗纏在那位老太太手指、拿到火上去燒，她倆年輕時常在一塊兒哭。相形之下，時代畢竟還是進步了。
95歲的歡阿婆
堅韌的春林
運櫃和歡英育有二女六子，過去農村地區都覺得人多是好事，現在看來確實也不壞，歡英說自己喜歡鬧鬨，別人也覺得她年老了福氣很好大學。我的父親名春林，是家中第三個孩子，上面有一個姐姐和一個哥哥。春林出生於1957年，新社會讓他得以受到比父祖輩更多的教育，從小學一直唸到高中畢業，當時沒有高考，也就沒能上大學，他有時說自己是受了“四人幫”的迫害，所以沒上成大學。
大概在1964年，春林在村裡祠堂中開始了學生生涯，他已記不清自己讀過幾年小學（只知道好像是7歲開始上的學），但記得學過一點簡單的數學，此外主要的學習內容就是毛主席語錄、詩詞以及“老三篇”大學。1971年上半年，他進入了初中學習，當時學年與自然年是重合的。那時中學頗有點軍事化管理的味道，年級主任稱為連長，班級則以“排”為號，班主任為排長，班長是副排長。當時每個班級都有一塊責任田，每週有兩個整天需要進行農業勞動。學習內容則除了語文、數學外，還增加了農業基礎，不再過多侷限於毛主席的論著了。初中原本是兩年制，春林應該在1972年下半年畢業，但後來延長半年，畢業就到1973年上半年了。他的成績還算不錯，當年順利進入了新街中學念高中。當時上高中其實推薦成分很大，成績並不是主要參考要素。高中兩年，依然每週要進行兩天的農業勞動，有時還要下鄉，到老鄉家居住一週左右，幫忙乾點活。高中第二年開始分專業，春林進入獸會班學習，學習內容主要由獸醫與會計兩部分組成，但這些專業知識，他後來基本沒用上。
春林在部隊時的駕駛證
1975年，春林高中畢業大學。因為當時尚未恢復高考，工農兵推薦上大學也沒有他的份，於是回家幹了一年多農活。1976年他報名參軍，當年12月22日收到入伍通知，正式入伍已是次年1月了。春林所在部隊是陸軍第20軍軍直防化連，他至今仍清晰記得該部代號是33600部隊72分隊，駐地在河南開封。這是一個頗為特殊的部隊，1974年1月13日，正值“批林批孔”運動期間，江青給防化連寫了一封信，同時派謝靜宜和遲群給連隊送去運動參考資料並進行宣講。防化連由此和大慶、大寨一道，成為“十年動亂”後期紅極一時的三個代表群體，被深深地捲入運動旋渦。等到春林入伍時，“四人幫”已經倒臺幾個月了，防化連的地位也一落千丈。他說當時在禮堂中看電影，防化連的座位總是在樓下最前面，看戲時則在樓上最後面，都是最差的觀賞位置。而“四人幫”時期曾七次登上《人民日報》的指導員俞文春也正被審查和批鬥，俞後來離開部隊時，還到防化連和戰友告別。
隨著時間的流逝，一切步入正軌，春林在部隊中一待就是8年大學。軍隊生活給他帶來了終身的影響，他至今還會在家中時不時哼唱：“我是一個兵，愛國愛人民……”1984年10月他退伍回到老家（退伍證上的正式日期則是1985年1月1日），透過從部隊學到的駕駛技術，在交通局汽車運輸公司成為了一名班車司機，剛開始時每月工資37元，漸漸有所增加。可能是受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的影響，1993年公司開始改制，要求駕駛員承包班車、自負盈虧，每個月要給單位上交一定的份額。因為沒錢承包，春林選擇停薪留職，到福建石獅替人開車跑運輸。主要是在石獅與廣東普寧市、峽山鎮之間進行貨物運輸，也順便載人。來回一趟要兩天時間，酬勞是200元，遠遠高於當時一般職工的月工資。直到1997年，春林才從福建回到老家。在老家幫鎮上的瓷廠開過車，也承包過大隊的磚窯，但都沒怎麼賺到錢。我上大學時還陪他去要過一筆當年的購磚賒欠款，對方是透過親戚賒賬的，他很多年前已經把欠款給到親戚，但親戚自己昧下了，並未歸還，至今也不認賬。這所謂的親戚就是我家附近村莊的，上門要賬時他的兒子甚至還出言不遜，欠款自然不了了之。十里八村，欺軟怕硬的事經常上演著。2002年，原來的運輸公司要求員工回到崗位，否則需申請請假並交錢，於是春林又回到公司上班，工資是每月240元，後來慢慢有所增加，一直到2014年辦理退休。
春林的退伍證
春林是一個很有韌性、家庭責任感很強的人，他1983年和我母親黃俊秀結婚，俊秀沒怎麼出去工作過，一直居家照顧家庭大學。春林一個人勤懇工作，把五個小孩撫養成人。為此他也落下了難以治癒的職業病——腰椎間盤突出。他自己沒上過大學，但哪怕經濟再困難，他對子女教育也毫不吝嗇。小學時，我買了一套《中國少年兒童百科全書》，花了120元，那時他的工資可能也就一千來塊，經濟壓力很大。當我把書抱回家時，心裡還有些忐忑，但並未受到任何責備。父母的堅韌、本分、無私付出，是我成長路上取之不盡的精神養分。現在，子女們都已長大成人，春林和俊秀也早已退休，每月拿著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的養老金，在黃金城下的那個小山村過著熟悉的生活，他們持續了幾十年的拌嘴聲依然時不時響起……
2024年春林和俊秀在頤和園
我是學歷史的，並堅信史學的價值大學。就個人的生命體驗來說，我常常能從過往的遺痕中獲得面向未來的、生生不息的進取力量。在家史的探尋與書寫中，我希望那些往事不管是善也好、惡也罷，都能儘量客觀真實地呈現出來。因為真實，才有可能給人帶來不一樣的生命啟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