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尚君（蔣立冬 繪）
唐末五代百年動盪，既是漢魏以來士族社會走向解體、平民文官時代徐徐開啟的歷史拐點，也是唐詩文脈延續裂變、詞曲新聲破土而出的時期詩歌。復旦大學陳尚君教授窮數十年心力纂校《唐五代詩全編》，全面、細緻地重新整理唐詩，為讀者提供了一部可靠的、令人信服的唐詩整合性文獻，在學界獨樹一幟。今夏，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太平前夜：五代十國的亂世詩心》，在這本文集中，陳尚君教授融合文史考據與文學闡釋，打撈動盪歲月裡文人的生命境遇與精神脈絡。
近期，《上海書評》專訪陳尚君教授，圍繞五代歷史定位、“閏唐”文學觀、亂世中的世情人心、女性文學及神話傳說等議題展開，既是對《太平前夜》一書核心觀點的延伸，也呈現了陳尚君教授以詩閱史、以文求真的治學理念與心得詩歌。
《太平前夜：五代十國的亂世詩心》詩歌，陳尚君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6年6月出版，417頁，98.00元
陳尚君談唐五代詩裡的真偽與人心詩歌。影片編輯：楊小舟(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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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在《太平前夜》裡說，五代十國是從漢魏以來世家大族主導的社會，向宋代以後平民（庶民）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詩歌。在您的論述中，這一轉型的歷史跨度被延展至百年之久。能否先談談這個“長五代史”的基本脈絡？
陳尚君：習慣上講五代十國，是指從公元907年到960年，共五十三年詩歌。其實，嚴格地說，五代十國應該是從乾符動亂到太平興國統一，前後大致一百年。乾符年間的動亂，有兩個重要的事件：一是王仙芝、黃巢起義，二是乾符五年雲中兵變。以李克用為首的沙陀集團殺了雲州防禦使段文楚，這意味著沙陀集團的崛起，併成為五代時期中原的主體勢力。直到北宋太平興國三年到四年，吳越納土、平定北漢，才標誌著五代十國動亂的結束。
從大歷史的角度來講，這一百年處於中國社會的一個轉型階段詩歌。漢魏晉唐總體上可以說是士族社會，統治的核心力量由精英階層構成，這部分精英不是一家一姓，而是由若干個大的世家大族構成。以東晉來講，甚至可以說，那時候的皇帝是世家大族公推的一個協調人。士族社會，是社會的少數階層控制著政權和文化，同時，這個社會最重要的標誌是士（士族）庶（庶民）之分，日本學者也會討論良賤之分。我們在唐代的文獻之中可能不太容易讀出來唐代到底有多少賤民階層，所謂官私奴婢、部曲客女、官戶雜戶都屬賤民，還有一些依附於世家大族的私屬、樂工歌伎以及寺院役使人員，其人身自由與法律地位也往往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唐代法律規定“良賤不婚”，門閥貴族也會固守“士庶不婚”的觀念，不過納妾不受此約束。所以，要在唐代的文獻中讀懂這個社會的真實狀態，一定要知道唐代世家大族的一個家庭都是由一兩百人構成，多數的賤民服侍、維持少數的精英成員。另外，唐代的社會也發生著變化：外來文化的進入，社會不同階層之間的變動，佛教道教之盛行，以及邊疆民族進入中原形成了新的政治勢力，等等。只有瞭解這些，我們才能讀懂唐末大動盪。
唐末大動盪發生在唐代最後三十年，即公元874年到907年，這三十多年中，農民起義演變成了軍閥混戰，軍閥之間地盤比較穩定以後，社會進入相對平和的階段詩歌。但是，中國社會在這三十年中遭遇到漢晉以來最慘烈的毀滅。可以說，長安城從隋代建成到唐代定都，維持了近三百年，發展成為當時世界最大的城市，在唐末動亂之中，它基本上廢為一個垃圾場，以至於到五代、宋代，長安已經無法作為都城，而只能作為一般的節度使所在地。洛陽也是如此。漢晉以來中原士族的核心生活地域以現在的陝西、河南、山西、河北、山東為主，唐末動亂以後，士人南遷，也把文化帶到了南方，同時也為南方政權的建立貢獻了力量。中國政治文化中心南移，是漢晉以來的大趨勢，而五代十國這一段尤其重要。
2026年1月播出的電視劇《太平年》
您提到，“南宋以後，將五代視為唐一代的餘閏，唐五代作為整體來看待，五代十國詩也是唐詩的一部分”詩歌。這一認識在歷史上是如何形成的？您編纂的《唐五代詩全編》同樣將唐五代合觀並置，您在學術操作上的考量是什麼？
陳尚君：嚴格地說，在整個宋代還沒有把五代十國詩歌視為唐詩的一部分詩歌。這從幾部重要的唐詩總集上看得出來，比如《萬首唐人絕句》（南宋洪邁編）、《分門纂類唐歌詩》（南宋趙孟奎編），以及明代初年高棅編纂的《唐詩品彙》，原則上都不收五代十國的詩。如果有少數收入，也是誤收。把五代十國列入“閏唐”，估計是明中期開始的認識，明後期有此概念。所謂“閏唐”，就好像一年之中有閏月、閏日，當明人要編唐代詩歌的時候，發現難以區分唐末到五代十國的詩人，也難以區分從五代十國入宋的詩人，於是，乾脆是把五代十國詩歌都納入“唐詩”範疇。
我整理編纂的《唐五代詩全編》收唐代詩歌九百三十多卷，收五代十國詩歌一百七十多卷，比清代李調元的《全五代詩》所收作品數量上增加了一倍詩歌。具體做法上，我所收的五代十國時期的詩歌，其中一部分作者是在唐末出生，進入五代十國延續了他們的創作。當然，也有很多詩歌作者是跨了五代十國進入宋朝生活、創作的，這個時間很難分清。我大致是以他們最後居住、生活、做官的地方來確定其所歸屬的時代。經歷了五代十國入宋的詩人，我定了一個粗略的原則：在入宋以前，凡有一句詩儲存，我儘可能地收他們的作品，入宋以後如果作品太多，那就不算入五代。
您是如何理解“閏唐”的？它是唐詩的自然收尾階段詩歌，還是說它在文學史上有獨特的價值？
陳尚君：從現存的作品來講，五代十國詩歌呈現出許多新的因素，但基本上仍應視為唐詩的一部分詩歌。新的東西，即當時所謂的“曲子”，後世稱為“詩餘”，我們現在習慣稱之為“唐五代詞”。我之所以這樣講，是因為五代十國時沒有“詞”的概念，《花間集》就是一個曲子集。這類作品在唐詩裡是不多見的，其輕盈靈動、善於言情、更適宜歌唱，這些特點都是到五代時期發展成熟的，而且尤以前後蜀和南唐所創作的作品水平最高。
宋刻本《花間集》
五代十國詩歌在風格上有兩股主要潮流，即我們習慣上所說的“白居易體（白香山體）”和“晚唐體”詩歌。白居易的詩易讀易學、明白曉暢，方便文化水平比較低的人閱讀和理解，“晚唐體”詩歌則善於表達下層官員和民眾日常的瑣碎情感。當然，五代十國也有一流的，甚至偉大的詩人。這一時期最重要的詩人是韋莊、貫休、羅隱，此外還有韓偓、徐鉉等，他們的詩也表現出了新的面貌——他們親身感受到了時代動亂，個人之責任和對國家的態度在他們的詩歌中有強烈的表達。
您在書中以地域為分，打撈了不少小眾文人，其中不乏為避戰亂而四處奔走，最終依附閩中、吳越等政權的詩人詩歌。您覺得是什麼決定了當時不同地域的文化命運？
陳尚君：中國歷史上有幾個大分裂的時期詩歌。一個是所謂的東晉十六國，十六國時期實際上是以北方為主的政權。五代十國時期，中原王朝的三個政權是沙陀族建立的，後梁和後周是漢人政權，十國的政權之中，除了北漢（由沙陀族建立）、南漢（日本學者懷疑南漢劉氏可能是在廣州經商的波斯人），總體上看都是漢人政權。所謂十國，不是並列存在的十個政權，它們是有前後延續的。其中，前蜀和後蜀佔的是一個地盤，楊吳（南吳）和南唐佔的是一個地盤，吳越、閩、楚、南漢相對比較穩定。這樣的地方政權維持了五十年，甚至長達七八十年，這對於地方文化建設非常重要。
以南唐和吳越來講，在隋唐時期，其地對朝廷賦稅貢獻很大，都是具有相當經濟實力的地方詩歌。尤其是南唐，是南方最富饒的地方，雖然政權只維持了幾十年，但文化鼎盛。四川本就是天府之國，前後蜀政權建立之時也是高度富裕，所以地方文化呈現出鮮明的特色。南漢政權留存材料太少，我們還不太能完全瞭解。但是《中國印度見聞錄》等阿拉伯文獻認為，唐後期時廣州的胡商有二十萬人之眾，可見南漢政權是一個貿易發達、可能胡商成分非常高的政權，但其文化建設和政治穩定都沒有做好。相對來說，比較穩定、文化建設做得最好的是吳越。
您評價南唐詩“承續唐風而有所變化”詩歌，究竟什麼是“唐風”？南唐詩歌對唐詩的承續與改變體現在哪些方面？
陳尚君：這很難用幾句話來概括詩歌。從代表人物來說，“李杜”當然代表了唐詩的最高成就。但唐代詩歌整體上經歷了幾度變化：唐初一百年承齊梁餘風而稍有新變，主要是在技巧方面。盛唐詩風最典型的特徵，可以概括為“聲律風骨兼備”。詩歌最重節奏感。所謂聲律，即詩歌寫作的音律安排，要求音韻柔和，平仄有所變化。盛唐詩歌的好，在於它是在平仄四聲的認識之下寫成的，但它又沒有被詞藻或聲律所束縛。此外，唐詩講究“興象”。唐人論詩，常主張意在詞外：詩歌之中簡單明白地描述了一件事情，但讓人讀起來回味無窮，有咀嚼的餘地。這是唐詩追求的一種境界。以此標準來看，李白的《靜夜思》或許不算好詩，因為它寫得過於直接明白。李白最好的詩歌怎麼寫的？如“卻下水晶簾，玲瓏望秋月”（《玉階怨》），並未言明詩中人在想什麼，給人以遐想的空間。
南宋馬遠繪《對月圖》
盛唐詩人中，早期成名的有孟浩然、王維、王昌齡，李白則可以說是異軍突起詩歌。李白在蜀中接受教育，是一個天才詩人，其文辭與想象不受中國傳統思想的束縛，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境界。杜甫小李白十一歲，作詩以近體詩為主，關懷現實和個人命運。李杜二人有所交往，彼此關切，但他們代表了唐詩前後兩個不同的階段。杜甫詩歌的總體成就集中在安史之亂髮生以後的十五年間，這是杜甫一生最黃金的時期。
到了中唐，唐詩呈現出多元發展的傾向詩歌。南宋以後有一段時間提倡學“晚唐體”，晚唐體以姚合、賈島的詩最好。嚴羽等人又提出“詩必盛唐”的主張，他們認為盛唐詩最好，最能代表唐風。這是不同的看法。因此，很難說清楚什麼是“唐風”。
南唐詩歌的代表人物是中主李璟與後主李煜，世稱“南唐二主”詩歌。這一家族出身卑微，現在一般習慣稱之為東海徐氏：南唐烈祖（先主）李昪在楊吳時的名字叫徐知誥，本是楊吳宰相徐溫在作戰時收留的一個孤兒。先主在楊吳最後十來年，實際上已經成為一方權臣，待其建立南唐政權時，中主已近成年。先主以唐代士人家庭的標準教育子女，因此中主與後主都有很高的文化修養。中主的詩詞留存相對少，但境界雋永、聲色華麗，可以說比後主寫得更好。後主是中主第六子，原本無意於王位，繼承大統之後又經歷了國家的變故。彼時宋與南唐的實力強弱、文化面貌已經發生根本性變化，因此他的日子並不好過。我們可以看到李煜過著一種雙重身份的生活：他既是南唐的皇帝，又是多情的詩人，才情極高。後主留存下來的詩詞，在文學史上留下了濃重的一筆。
您評價韋莊的《秦婦吟》時，認為它描寫戰爭引起的巨大變動，“突破了中國傳統詩歌的底線”詩歌。如何從文學史和唐末歷史背景的角度理解這個“底線”？
陳尚君：中國古代詩歌講究情感表達的剋制，所謂“怨而不怒，哀而不傷”詩歌。從漢魏以來，都是如此，到盛唐時候，這方面也沒有太大突破。突破發生在中唐。中唐時期，詩歌的改變在於生活中的一切皆可以入詩，即“怪奇瑰偉”。“怪奇”是說可以寫人間的溫情，也可以寫地獄之中的慘烈。陳允吉老師曾經有一篇文章講到李賀詩歌中的“獰”字。他說，這個字以前是不能入詩的，“獰”所表達的是情感上一種強烈的扭曲，不符合日常。中唐以後，文學上最特別的就是韓愈、李賀等人，白居易的詩是明白曉暢的，韓愈的詩就以怪奇為美。
我要特別說明的是，中古以前，中國沒有一首詩全景式地描寫社會動盪，即便有所涉及，也是含蓄地，從個人之所見，區域性地、傷感地來表達詩歌。《秦婦吟》的可貴之處，在於它全景式地呈現了一個時代的動盪與破壞：黃巢軍進入長安城後，民居被焚，財物遭掠，宮殿傾頹，日常秩序全面崩解。這首詩描述的場景從長安到洛陽，這是韋莊本人行走的路線，是三年左右的時間裡他的所見所聞。拿這首詩和杜甫的詩史類作品做一個比較的話，我們可以看到，杜甫沒有一首詩正面描述安史之亂全貌，他只是遠遠地看著，含蓄地寫自己所感受到的一切。而《秦婦吟》的敘述非常之直接——黃巢軍進入長安城以後，貴族婦女遭遇的殘酷命運，城中的經濟困難，食人肉與大屠殺的慘狀，都是極具衝擊力的描寫。特別可貴的是，韋莊不僅譴責農民起義軍，也譴責官軍的暴虐行徑。在中國古詩中，這首詩不僅篇幅宏大，而且主題鮮明，鳥瞰式地呈現了一個時代的鉅變。這是空前的。
敦煌文獻發現的《秦婦吟》寫卷
即使我們將目光投向中國古代文學中寫實的傳統，實際上，寫實詩歌在中國曆代都不受重視詩歌。王安石可能讀過《秦婦吟》，但沒有特別留下記錄。宋人之所以不重視《秦婦吟》，是因為它突破了傳統的敘述方式，沒有可模仿的餘地，相關討論因此寥寥，這是很可惜的。這首詩直到清末才隨著敦煌遺書的發現而重新進入世人視野，學術界才開始討論它。這類風格的作品在宋以後幾乎絕跡，明清之際有，比如吳偉業的《圓圓曲》，模仿《長恨歌》而作，但沒有《秦婦吟》那般宏偉壯麗，畢竟他沒有辦法把清軍的暴行全部表達出來。
“亂世詩心”是以詩觀世情、觀人心詩歌。相較而言，以詩觀世情似乎容易，以詩觀人心則更難。在《詩人杜荀鶴的亂世書寫與末路榮毀》一文附記，您特別提到戲曲史家黃芝岡評價杜荀鶴依附軍閥、熱衷名利，認為“有拙文所未及之處”。結合五代“文武分治”下文官的複雜抉擇，可否舉例談談您讀詩觀人——杜荀鶴、韋莊、馮道——的體會？
陳尚君：杜荀鶴現有三卷詩存世，是他於景福元年前後自編而成，他人生最後十餘年的詩歌基本沒有儲存下來詩歌。所以，我們現在讀到的杜荀鶴的詩幾乎都是他四五十歲以前的作品。
杜荀鶴早年一直奔走於基層，詩歌中對社會動盪與民生艱苦有相當深入的呈現，他是唐末很少見的現實主義詩人詩歌。然而，正是這樣一個譴責軍閥暴虐的現實主義詩人，後來竟投靠朱全忠，為求官位設計誣陷曾有恩於自己的人，最終只做了五天的翰林學士便暴病而亡。我在這裡讀懂的是：人生何苦！一生名節，最後盡數毀去。這裡我引到那位戲曲史家的論述，我覺得他更讀懂了一些。
前面提到的韋莊是一個心胸寬大、有強烈社會責任感的詩人詩歌。《秦婦吟》在當時已經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韋莊在世時，這首詩已經傳到敦煌，而且是全篇抄錄下來。黃巢佔領長安期間，韋莊只不過是長安城中一個參加科舉考試的秀才，還沒有做官，已經寫下了“有心重築太平基”（《長年》）這樣的詩句。這種底氣來自哪裡？韋莊出身於唐代最高層計程車族家庭，所謂“城南韋杜，去天尺五”，他對國家社會有強烈的責任感。寫下《秦婦吟》之後的二十多年，韋莊奔走南北，最後考取了進士。他做官時提出要追封唐代的著名詩人，後來出使前蜀，為前蜀王建政權的建立做了最重要的準備工作。可以說，韋莊最後有他相當成功的地方。
再說馮道詩歌。後世對他的評價很大程度上是受了歐陽修的影響。歐陽修編撰《新五代史》，有心要建立北宋士人的道德規範，因此他故意對馮道加以貶斥，這也體現了宋代對官員士人的要求及其文化價值追求。我與歐陽修相隔千年，在對五代十國所有文獻通盤閱讀的基礎上，我想，我現在能夠相對客觀地來評價馮道。
五代十國政權更迭，其實只有一個政權是對前朝的官員有所處分的，那就是後唐詩歌。後唐取代後梁時，對後梁朝廷裡的官員加以貶謫，還殺了幾個人。除此之外，即使皇帝走馬換人，在朝為官的基本是繼續做下去，沒有人被為難。前蜀官員入後唐以後，也是降階使用。歐陽修說的“事四姓十君”，是從血緣的角度來講，但我覺得沒有必要考慮血緣的正統性。在五代政權更替的過程中，關鍵在於誰掌握了軍隊。暨南大學張其凡教授《五代禁軍初探》一書最核心的觀點就是，五代政權的更替取決於對禁軍的掌握。
張其凡著《五代禁軍初探》詩歌，暨南大學出版社，1993年11月出版
從唐、五代到宋，禁軍有一個很大的變化詩歌。安史之亂以後，唐朝皇帝控制的軍隊稱為神策軍，由宦官掌控。五代時，禁軍由皇帝直接掌控，與藩鎮節度使的私人武裝（牙兵、衙軍）有深厚淵源。在政權更迭之中，實際上是從後唐以後，基本上誰控制了更多的軍隊，誰就會被擁戴為皇帝，但這些軍隊並沒有辦法統治全國。這些事情不涉文官，宰相是不參與的。後唐、後晉時已經形成了這樣一種不成文的規矩。
馮道最受人指摘的地方，是後唐閔帝被殺，末帝的軍隊進入洛陽，馮道列隊迎接新帝詩歌。這當然是一件不太好看的事情，因為中國傳統道德講的是君死臣亡，忠於一姓一家。但馮道的這種行為在當時又是非常現實的，誰做皇帝都需要制禮作樂。再者，朝政的穩定運作需要有經濟支撐（賦稅）和行政管理（官制吏治），這正是文官之責任，軍隊解決不了這些問題。換言之，政府的運作只是為出身武將的皇帝提供國家穩定的基本支援。對馮道來說，誰做皇帝都一樣，他謹守分寸，只管政府的事情，軍事如何安排，不干預也不過問，可以說把文武之分理解得非常之透徹明白。這是五代的通例，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包括陳橋兵變，都是如此。宋太祖即位，當時的宰相範質也是排隊歡迎，並且在宋建立之後繼續做宰相。這就是五代政治生活之常態。
《無雙譜》中的馮道
從《瑤池新詠》到前後蜀後宮，您發覆了許多唐五代女性的書寫詩歌。您認為後宮女性（如花蕊夫人）在文學與政治中扮演了怎樣的角色？女性真實的詩歌創作，與男性文人“代擬”的閨怨詩有什麼區別？
陳尚君：有兩三位後宮女性留下了比較多的詩詩歌。一位是武后，但武后的詩很多都是郊廟歌辭，有若干首是不是她本人作的也不太清楚。另外一位是上官婉兒，她的詩儲存下來的很少，而且部分作品的作者歸屬尚存爭議，其中比較好的一首詩是《彩書怨》。花蕊夫人到底是誰，宋人的記載一片混亂。浦江清先生《花蕊夫人宮詞考證》一文水平極高，我基本上是用他的說法。我的發揮在於，花蕊夫人和其他所有女性有一個根本的不同，她是前蜀的六宮之主，不是一般的女性。花蕊夫人四十歲左右已經是前蜀的皇太后了，這樣的經歷有七八年。三家宮詞，花蕊夫人的水平最高，她的立場和視角跟其他人完全不一樣，王建寫得很好，但他是道聽途說，和凝最差。
《歷朝名媛詩詞》中的花蕊夫人
至於說唐代女性的詩歌，以《瑤池新詠》最有名，我努力地加以還原詩歌。《瑤池新詠》所收的二十多位女性，以道教女信徒為主，“瑤池”包含了這層意思，它可以表達溢位婚姻的情感。唐代最有名的幾位女詩人——薛濤、李冶（李季蘭）、魚玄機，其中兩個是道姑。這三家的詩集，最鮮明的特點是可以看到女性的情慾書寫和想入非非。我寫過李季蘭和魚玄機的詩的賞析，說她們的情思和慾望像一朵雲，飄來飄去，無所依傍，這在後世是不允許的。明清女詩人的大部分詩集都是謹小慎微、規規矩矩的，因為時代要求女性要忠於家室。
您曾說，唐詩文字的整理還原，應儘可能恢復其作者時代的原始面貌，繼而梳理從作者當時直至明清坊間流傳過程中出現的各類改動，立體地呈現唐詩的變化軌跡詩歌。在追溯文獻時，我們難免會面對後代官修文獻因政治避諱而造成的改寫、新出土墓誌石刻中常見的家族隱飾與溢美之辭。您是如何在重重迷霧中，剝離出文字的本來面目的？
陳尚君：我們現在做學問的便利，在於有條件全面地佔有文獻和善本，而這其實是兩個不同的概念詩歌。全面佔有文獻，包括《四庫全書》、海外善本、敦煌遺書、出土石刻等，這些材料我們都能見到並加以利用，這與前代學者的治學條件有顯著不同。其次，古籍檢索的便利，使我們能夠辨別某些詩句雖長期傳為唐人所作，實則出自宋人之手。第三，現代學者的閱讀量也遠超前人。
“讓唐詩回到唐朝”，是我編《唐五代詩全編》時追求的目標，我希望儘可能地還原唐人寫詩的原貌詩歌。舉例來說，李白的《靜夜思》出現了兩個“明月”，其實是明人改動的結果。這首詩原本作“床前看月光”“舉頭望山月”，因為李白的文集有宋本流傳，《樂府詩集》和《萬首唐人絕句》中也收錄了這首詩，原貌可以看得十分清楚。
《唐五代詩全編》詩歌，陳尚君纂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8月出版
更大的挑戰在於一代文獻的建設，這需要學者對所有存世的典籍加以還原詩歌。好在最近幾十年，中外古籍大量公佈，古籍文獻可以便捷檢索，電腦寫作又提供了反覆修訂的條件，同時，文史融通的視野使我們可以有層次地審視唐宋詩歌。這些條件讓我在自己的工作中得以關注一切細節，對每一則文獻都從人、事、時、地、書五個方面作細緻的定位，一一還原。可以說，清代所存的《全唐詩》至今找不到來源的作品大約還有百來首，絕大多數都已能夠得到還原。現在我們能夠讀到的唐詩，其實是經由不同的途徑儲存下來的——多數情況下，它們是透過文字流傳至今，比如敦煌遺書、唐代石刻——這就要我們斟酌其真實性和準確性。我從詩的題目、小序、正文、文字來源、相關本事、作品歸屬等各個方面，都作了詳盡的推敲。從2011年開始，我堅持把這部書做完，是因為相信自己能夠將這些方面做一次徹底的清理和追究，同時將中外學界延續千年的研究成果匯聚於一書，系統地加以表述，為唐詩研究者提供一個可靠的寶庫。
我很榮幸承擔了這樣的工作，當然，也不是所有問題都能得到解決詩歌。李白和杜甫的文集相對可靠，但經由傳聞儲存下來的詩作，還要打一個問號。比如“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署名杜甫，較早見於晚唐範攄的《云溪友議》。至於其中涉及的早年經歷疑問，也只能把前人的懷疑加以記錄，既不做肯定的結論，也不做否定的結論。這樣的詩很多，在整部《全唐詩》裡至少有一兩千首，只能作為一種傳說來儲存。
唐詩中還存在互見的情況詩歌。《全唐詩》的體例並不完善，部分互見詩正是由於編次體例的缺陷所致。更多情況下，唐詩在千餘年的流傳中不斷地口耳相傳，人們往往憑記憶說這首詩是誰的，那首詩是誰的，要完全釐清十分困難，不過我還算基本做到了。比方說《詠木老人》（“木老人”即我們現在講的傀儡戲、木偶戲），這首詩原作者肯定是梁鍠，但在李白和唐明皇的名下都有收錄。這類能夠釐清真相的只是一部分，還有大量詩歌無法確知真相。去年我到香港開會，提交了一篇論文叫《李白疑偽詩平質》，我要說明，李白的詩曾被誤歸他人，他人的詩也曾誤歸李白，地方誌中更有不少傳誤。比如北宋末年人記載說，在李白的故鄉，早年曾有一個縣令要考李白寫詩的才能，說上游漂下來一具女屍，命李白作詩，縣令隨後加以點評。這只是傳說，無法討論真假，因而仍以保留原詩並說明出處為好。歷代懷疑李白詩的人很多，名家的鑑別也存在不少誤區。蘇東坡曾舉多例說明某些詩並非李白所作，但他又親手抄錄了一首李白詩，一本正經地認為此詩甚好，但那首肯定不是李白的作品，因為詩裡寫到李白在空中望見自己在當塗的墳墓。在我看來，學者之努力不在於解決所有問題，而是把所有的疑問呈現出來，作為後代學者進一步探討的依據。
您在《唐詩文字與文獻研究十講》中回憶了岑仲勉、傅璇琮、陶敏等前輩學人詩歌。岑先生的分類之法、傅先生的考證之功，改變了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的學術風氣。而對您本人治學影響最深的，想必是朱東潤先生和王運熙先生吧？在您看來，從清代乾嘉考據，到如今講求還原現場的學術理路，有什麼變與不變的？
《唐詩文字與文獻研究十講》詩歌，陳尚君著，復旦大學出版社，2025年7月出版
陳尚君：我尤為幸運的是，朱東潤先生是我的導師詩歌。他提出讀書首先要讀通、讀懂，更重要的是讀透。也就是說，讀文獻要能讀出文獻沒有表達而有所隱含的內容。朱東潤先生在寫《張居正大傳》時，對萬曆皇帝、太監馮保、李太后，以及張居正和他周圍同僚的關係逐一加以解剖。他的工作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樣板：用西方傳記文學的視角，從文獻中讀懂古代人的生命軌跡、親友關係、彼此的立場和分寸，以及人生髮展道路之中關鍵的節點。
朱東潤著《張居正大傳》詩歌，開明書店，1945年12月出版
我在讀研的時候，王運熙先生給我們講文獻學詩歌。王先生和朱老在治學上有很大的不同，王先生的學問非常規矩、中肯、平和。對我來講，最重要的收穫在於，理解了浩瀚典籍的總體構成，是由目錄學來給我們指引方向的。在目錄學的指引下閱讀，才能理解這本書是為什麼而作、怎麼保留下來、原貌如何，以及我們現在如何加以利用。
現在學界主流談論較多的，是陳寅恪、錢鍾書；唐代文學研究領域，則常推傅璇琮、陶敏等學者，他們當然各有建樹詩歌。就我的工作來說，我不太區分學科，所有存世的典籍都是我閱讀和研究的物件。閱讀典籍時，我儘可能求宋本，因為宋本與後出本最大的差別，在於它通常較少受到後世改動，更接近早期文字面貌。就此而言，我的工作可以說有比較多的理科思維、科學立場與方法。至少在研究古代文獻時，我願意尊重科學的方法，把所有文字的來源一一釐清，追溯其本貌。同時努力學習和吸收前代學者的成果，絕不做表面文章，也絕不盲目吹捧。我做唐詩研究，追求的是高度概括、充分參考、客觀表達、平和處理。所謂平和處理，即絕不考慮我和誰的關係好，就有意識地取某人的說法。我所考慮的，是文獻與考訂是不是足以成立，努力避免偏激的、以孤證而概括全體、想當然的論述。
至於現在的文史研究和乾嘉樸學的差別，坦率地說，乾嘉樸學在小學和經學方面做得更好，在其他方面，現代學者已經遠遠超過了乾嘉樸學，無須盲目崇拜詩歌。況且，現代的小學和經學也都可以超過前人，因為現代小學在古文字、音韻、訓詁上是根據上古的出土文獻來還原其面貌，這方面條件遠超清人。經學研究是傳統學問中很看重的一點，現在也已有很好的成果。
最近電影《八仙！》熱映詩歌。您很早就對八仙，尤其是呂洞賓有深入的研究。這八位神仙在歷史上的真實面貌到底是怎樣的？他們是如何被拼湊“成團”的？
陳尚君：在浦江清先生的《八仙考》之後，我是比較早關心和研究呂洞賓的學者詩歌。我記得是1985年，我發表了《〈全唐詩〉誤收詩考》，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辨析《全唐詩》中呂洞賓的三四百首詩到底從哪裡來的，真偽如何。
浦江清先生認為，呂洞賓是北宋慶曆年間在湖南嶽陽地區最早形成傳說的詩歌。我當時已經注意到，《楊文公談苑》中提到了呂洞賓曾經訪問過張洎和丁謂；我寫了這篇文章之後又看到《洛陽搢紳舊聞記》裡提到，大概宋太宗時，在延州（今延安）已經出現了呂洞賓崇拜。所以，呂洞賓的傳說最早出現的時間，是在太宗後期到真宗期間。相傳呂洞賓自稱是海州刺史呂讓的後人，後來又從後人演變為呂讓之子，而且是第三個兒子。同時相關傳聞越來越多，呂洞賓名下的作品也越來越多。
“八仙”的成列實際上是在金元之間、元代的時候，八仙最初由八位男性組成，沒有何仙姑，有的是徐神翁（徐登）詩歌。到了元代，可能元人覺得八個男人有點無聊，雜劇《八仙過海》才把徐神翁換成了何仙姑。八仙的原型有的是歷史上的真實人物，比如張果、韓湘。張果是唐玄宗時的一個道士，他從河東到京城，自稱八百歲，但沒過多久這位道士去世了，所以駱玉明寫過一篇文章《騙子張果老》。晚唐有兩部道教書籍收了張果的詩。韓湘子是八仙中最真實的一個，他是韓愈的侄孫。韓愈《祭十二郎文》裡的“十二郎”就是韓湘的父親韓老成。有關韓湘的可靠的記載中，他和道教沒有一點關係，他入列八仙可以說是道家以訛傳訛的結果。本來道家是抨擊韓愈的，結果這個人物從韓愈的外孫變成了韓愈的遠房從侄，又變成了韓湘。韓愈因《諫佛骨疏》被貶，寫下詩句“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在道家的傳說中又因這兩句詩而引出了韓湘子雪夜追韓文公，甚至講韓湘子度脫韓文公的故事。還有鍾離權（漢鍾離），他最初登場，自稱“天下都散漢鍾離權”，意思是天下流浪漢的頭領。民間讀不懂，將“漢鍾離”讀成了人名。鍾離權存世的幾首詩中，至少有兩首見諸敦煌遺書，宋人說見過鍾離權在後唐時候的一個題記。這個人雖沒有辦法真實還原，但至少在五代有一點影子。所以我把鍾離權、張果都收在《唐五代詩全編》的正編之中。
鍾離權，取自山西運城大純陽萬壽宮壁畫詩歌。
至於呂洞賓、曹國舅、何仙姑、鐵柺李、藍采和，他們都是若隱若顯的人物詩歌。何仙姑是廣東增城一個傳說中的女子。藍采和是《續仙傳》裡的一個散仙。曹國舅最不得其解，也說不清楚真實狀況到底是如何演進的。
八仙成名於元代，與全真教的盛行及民間演劇的發展直接相關詩歌。現存最早的八仙影像，可信者為山西運城永濟大純陽萬壽宮（即現在的芮城永樂宮純陽殿）元代壁畫。明清兩代，相關傳說層累增益，異說紛呈。我將宋元以前託名呂洞賓的詩詞作品，輯為《唐五代詩全編》附錄別編五卷，約五百首。在我看來，呂洞賓就是一個傳說人物，其原型或為北宋初年的一位道士，形跡介於人和仙之間。宋金元時期，呂洞賓逐漸成為民間信奉的大仙，許多難以解釋的傳聞、大量很好的詩都附會在他名下。金元之際，呂洞賓被封為純陽真人，又稱純陽帝君，由一般神仙升格為“呂帝”。後世附會於其名下的詩詞，包括明清兩代在內，約有三千至五千首，甚至可能更多。我的工作僅涉及宋金元部分。
呂洞賓，取自山西運城大純陽萬壽宮壁畫詩歌。
八仙在中國神仙群體中屬於散仙詩歌。他們的原型並非出自同一時代，彼此在歷史上亦無交集。然而金元以後，八仙傳說日益繁夥，各種神異附會不斷疊加於其身，因此，八仙足以成為一部大書。其間哪些是真實的歷史，哪些是傳說的故事，我們已無法截然分清。對於民間閱讀而言，但覺有趣即可，就我個人來說，我更希望把歷史上是否確有其人、有無真實可信的作品作為自己追索的目標。
